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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筹)副主任委员金江波:公共艺术,关乎“幸福指数”
时间:2021-11-19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46      分享: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吴越


金江波: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筹)副主任委员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执行主任。


■本报记者 吴越

当我们谈论公共艺术的时候,究竟在谈什么?

有人说,公共艺术带来美与愉悦;有人说,公共艺术帮助提升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看来,公共艺术是能为城市和乡村生活赋能的艺术,人人可以参与其中,感受艺术给生活带来的温度。


对公共艺术而言,
艺术家、大投资并非必需

解放周末:近年来,公共艺术话题始终备受关注,但对于“什么是好的公共艺术”,许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您认为什么是好的公共艺术?

金江波:我举一个例子吧。

在日本岩手县大槌町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白色电话亭。电话亭内设有一个可旋转拨号的电话机和记事本,旁边有一把长椅。拎起电话机你会发现,它并没有和任何线路接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打不通任何号码的电话亭。但就是这样一个电话亭,在设立后的几年内,迎来了上万名呼叫者,日本国家公共广播系统NHK还为之拍摄了一部纪录片。

这个公共艺术作品叫作《风中的电话亭》,它是大槌町居民佐佐木格于2010年在自己的花园中建造的。起初,佐佐木格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私人空间,以抚慰自己失去亲人的痛苦。2011年3月,日本发生9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震惊世界,佐佐木格随即决定,把这一私密的电话亭空间向所有需要的人开放。后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走进电话亭,通过电话呼唤海啸遇难者或失踪者的姓名,诉说自己的思念与痛苦。

这个作品在由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与国际公共艺术协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国际公共艺术奖中获奖。它不复杂,也不宏大,更称不上有多么美,却十分打动人。在诸多参评作品中,《风中的电话亭》脱颖而出,更重要的在于它表达了该地区民众独特的灾后情感,在于体现了公众的情感诉求。

如今我们讨论的“公共艺术”,是从艺术家的象牙塔回归公共领域,从工作室走向街头,为城市、为人民服务的艺术。我们提倡的是艺术家积极投身公共领域,运用艺术的理念、艺术的思维、艺术的智慧和艺术的方法去介入社会场景的变化,推动社会变革转型,或是解决社会问题和矛盾,即地方重塑。对那些在灾害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个简单的电话亭早已超越了其物理层面的价值,不仅给他们提供了情绪的出口,更表达了对逝者的尊重和对生者的关切。它正体现了公共艺术的价值和魅力。大众通过了解、接触这件作品,加强了对自身、对生命、对社会的认识。

解放周末:这件作品是否也能告诉我们,好的公共艺术作品的创作并不仅仅属于知名的大艺术家,或是依靠大投资才能创作出来?

金江波:是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好的公共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地方重塑,帮助人们打开想象的翅膀,增强人们对某个地点、某座城市的温度的感知。艺术家、大投资所代表的名声和分量,或许能带来创作上的一些便利,但不是必需。有时候,减少对名家、大师的依赖,动员和挖掘一些民间智慧,反而是更“经济实惠”、更高效的做法,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不切实际的投入。

公共艺术的主体

不是艺术家或者政府,而是公众

解放周末:您从事公共艺术组织和推进工作多年,也参与许多公共艺术奖项的评选。根据您的观察,获得公众认可的公共艺术作品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点?

金江波:享誉全球的公共艺术作品非常多,类型也非常丰富。有的作品美化了公共空间,比如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内的《雨之舞》,让候机的人群看到随着音乐起舞的数控“雨珠”,舒缓情绪。有的作品成了城市地标,比如英国纽卡斯尔的巨型雕塑《北方天使》,纪念了当地光荣的工业历史和成就。有的作品推动了环境保护,比如墨西哥坎昆国家海洋公园水下艺术博物院的《无声的进化》,让雕塑与海底生物一起变成了新的景观。

能够打动人心、留存下来的公共艺术作品或多或少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三因”,即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人而异。

因地制宜,指的是作品创作的出发点是实实在在、土生土长的,它意在促进这个地方和外部环境的某种融合,而不是外来赋予、外加的意愿。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这个地方的历史风貌、人口结构、空间特色等特点,都被考虑在内。

因势利导,指的是作品的创意和设立是顺民意而为之,顺其势而导之。艺术家通过政策扶持,获得足够的创作空间和舞台,最终呈现出让本地人都能享受到的艺术成果。

因人而异,指的是不同的创作者面对不同的受众,会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带来差异化的结果。艺术创作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在特定时间由特定的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公共艺术作品,便是一份特别的惊喜。

解放周末:可以看到,社会公众作为公共艺术作品的受众,在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始终被摆在重要位置,得到了特别关照。这是为什么?

金江波: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本质,公共艺术的主体即为公众、民众,而不是艺术家或者政府。

其实,小到某个社区的公共艺术项目,大到整座城市的公共艺术活动,都由4个方面的力量参与其中,构成一个系统。政府往往是推动者,负责制定支持的政策、进行公共资源的配套,搭建好平台和舞台;民众是参与者,将自身对生活品质、生活色彩的诉求表达出来,并通过对艺术的参与来获得一种认同;艺术家是发挥创意的引领者,他们区别于那些属于规划性质的“硬性”力量,通过艺术的语言和方式来激活民众的参与;还有一方面是运营者。这里所说的运营者可能是地产商,通过市场的手段让艺术项目的实施发挥最大效率;也可能是策展人、批评家,他们负责对空间的改变脉络进行一些梳理,对情感和文化的部分进行引导,调动民众的参与心理。

因此,现在的公共艺术一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这4方面力量共同投入,和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做几个雕塑景观完全是两回事。公共艺术关乎的不再只是美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它越来越关乎“幸福指数”,强调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之后,民众的精神面貌的振奋与满足。

用艺术和人文的方式

来实现乡村的“精神造富”

解放周末:公共艺术带动的地方重塑,不仅体现在城市,同样也给乡村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与城市相比,在乡村做公共艺术,有什么不同?

金江波:千万不要小看乡村。中国的乡村土地非常广阔,也留下了优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它既是承载了许多人乡愁的“家的味道”,又是许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用艺术和人文的方式来实现乡村的“精神造富”,有着广阔的前景。

用公共艺术的特性营造乡村环境、介入当代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复兴,最实际的受益者就是当地村民,他们是地方重塑的真正受益者和传承者,也是实现地方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在实际情况中,相当一部分属地居民的自觉意识还远未获得开发和解放,人们对艺术介入自我生活的现象抱持一种观望、谨慎或者“娱乐”的心态,这就需要参与者设计出一套成熟的方案和机制,来激发地方重塑的理想在当地居民心中实现自我生长。相比于城市居民,乡村居民对于“艺术即生活”的自觉意识还需唤醒和培养。

解放周末:乡村不缺乏美,也不缺乏对美的追求,只是人们不知道如何把各个环节连通起来,让美与艺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致富的一种方式。

金江波:是的。近年来,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协同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等机构,主持实施的众多“美丽乡村计划”,正是集合了高校的知识力量和人才优势,带动艺术家、设计师、创意工作者和年轻的艺术创客,长期为乡村的公共艺术计划提供社会知识服务。区别于普通规划院做的硬件规划、环境整治、社区建设工作,我们的文化艺术项目是由内及外、综合整治的系统。

以浙江玉环市山里村项目为例。2013年前,山里村是一座非常传统的小山村,虽然已经没有多少居民,但是有非常好的生态资源。那里风景秀丽,站在山上眺望,还可以看到大海。2014年我们到了那里,构想了创意提升村落业态的理念:“到山里去看海,到山里去赏花”,让创意的美与生态的美有机融合,把美还给那里的山村居民。我们构建了一个面向大海、依山而建的动漫花谷,把创意和卡通动漫元素的人物植入乡村中,发动乡邻们种植各式各样的花,使得每个季节都有特别的生态美,吸引人们去打卡留影,在那里体验慢生活、放空心灵。

渐渐地,一些热衷乡村文旅营造的团队机构也来到那里,开设了茶屋、民宿,形成了一种新的业态,也吸引了更多的当地村民回到村落,服务于乡间生活的打造。曾经,很多当地的中老年妇女不种田,每天挑着担子或推着三轮车到山下的城市边际摆摊,卖豆腐干、茶叶蛋营生。现在,她们不需要下山就可以营业,因为每周有很多游客到山里游玩,光是矿泉水就可以卖掉成百上千瓶。后来,还有人开了书店、咖啡屋、特色小吃店,让这个小村落变成了网红打卡点。以这样的创意方式重塑乡村,构成自我有机生长的模式,才是符合当地老百姓发展需求的乡村业态。

非遗传承人不仅要把技艺传承下来,还要学会“讲故事”

解放周末:您曾多次提出,在乡村,以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媒介,更有利于建立与当地群众的情感联系,并且激发他们的自我能动性、发挥主体作用。非遗的价值众人皆知,但问题在于,许多非遗与现在人们的生活距离较远,一些人甚至觉得,非遗就是应该进博物馆的。怎样拉近距离,让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生活、服务当代生活?

金江波:传统手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物质遗产相比,关键在于人的参与和传习。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既关乎文明复兴,也关乎民族精神的文化振兴,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成为地方区域的社会与民众走向生活富裕的有机载体。当下的非遗传承人面临重大机遇,也有一定的挑战,他们不仅要把技艺传承下来,还要学会“讲故事”,要用创意的方式让社会看到非遗技艺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参观时,我对当地人“讲故事”的能力赞叹不已。不管是稻米、茶叶还是糖,那里的人能够把每一种产品都讲得非常细致,从历史人文到自然地理,从原料选择到生产环节,都有据可循、有亮点抓人眼球。到了商店一看,每件商品的包装设计精美,摆放也很有品位和格调,还没等回过神来,往往已经刷卡购买了一大堆。可以说,游客的购买力度和商家的想象力、创意策划与设计制作能力都是成正比的。

如今,我们要让非遗这种千百年来仍然“活”着的生活方式得到真正的传承,也要在这方面下功夫。此前,文旅部、教育部、人社部共同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与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作为第一批承办单位,迄今为止,已经为1000余名非遗传承人开展了研修研习培训。我们把青海果洛、四川阿坝、贵州遵义、新疆哈密等地少数民族的非遗传承人请到上海参加研修计划。我们提倡“活态传承、活性发展、活力再现”的理念,带领他们游览上海的城市街区、美术馆、博物馆、创意街区,用国际时尚元素拓展他们的思维,激发他们对当代生活美的向往。同时,通过跨界合作、资源协同,帮助他们一起讲好创业、创富故事。

解放周末:这样的交流和学习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改变?是否有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运用智慧与创造力,给人们带来惊喜?

金江波:确实有惊喜。比如,“90后”羌族姑娘张居悦,她来参加了非遗研修之后,学习了创意设计的思维和方法,也学习了文创融合的一系列管理模式。

羌绣大多为手工刺绣,是农村妇女在劳动间隙完成的民间工艺品。羌绣服装绣一件通常要花费几个月,主要用于逢年过节举行仪式的时候穿。基于游牧的生活方式,绣得厚才可以防寒保暖;色彩鲜艳是为了传递信息,方便远距离识别。显然,他们的传统民族服饰并不那么适合现代生活。

研修中,我们通过创意提升,提出可以将羌绣与文创系列产品结合起来,例如制作手机壳、平板电脑包、手提电脑包、领带等,让羌绣融入现代生活。我们也引导张居悦将羌绣中的花朵图案提取出来,绣在牛仔裤上,并且帮助她跟腾讯公益计划合作,开展了“一个口袋一朵羌绣花”的公益计划。参与公益计划的人把牛仔裤寄到阿坝州绣娘合作社,请她们在口袋上完成绣花,经过3个月的时间,绣娘们完成了七八万条牛仔裤的绣花工作,收益全归绣娘所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项目之后,张居悦更加坚定了信念,要用有创意的方式把民族的手工艺传承下来。后来,她的故事得到央视报道,受到网络关注,并在政府的扶持下创立了羌绣文创品牌,还开了羌绣民宿。我们去回访时,发现民宿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并且内部装饰都运用了羌绣元素,很有韵味。

文创不仅是产业兴旺的重要组成,

更体现在有温度与暖人心的生活日常

解放周末: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韩国首尔等创意之都,因其浓厚的创意和设计氛围,源源不断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意人才,这种聚合效应为城市带来了持续的活力与发展动力。去年底,您当选新一任上海市创意设计工作者协会主席,对于上海未来如何培养、吸引更多创意人才,您有何观察与思考?

金江波:创意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对于创意产业发展而言,如何培养出有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创新能力的创意人才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对文创产业的整体认识和定位,首先影响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模式。在有的人看来,文创是“高大上”的,事实上,文创不仅是产业升级迭代的新经济的增长点,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充分调动人们的参与热情,实现文创的“生活化”,才能真正实现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在一些文创产业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并没有将文创看作一种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生意”。相比之下,他们认为文创产业更重要的是对创意文化的积累和应用,并由此提升生活的品质。这种认识使得这些地方的创意产业具有强烈的亲民性,群众普遍具有创意潜力和热情,积极参与文创产业,消费文创内容与产品。

就上海高校文创人才培养情况而言,目前的培养模式脱胎于传统计划体制,沿用传统教学评估指标,较难突破学科设置和专业壁垒,与实际文创人才培养特点和需求难以匹配。兼具文创、数字、营销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难觅,文创教育难以形成跨越式发展。

合适的“土壤”关乎人才的成长,也决定着人才的去与留。文创人才普遍注意到近年来不断加大的文创产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但与此同时,文创人才更期待上海这座具有文化多样性、多歧性、包容性的城市,有更多对新思想的接纳、对新办法的认可、对新探索的宽容,期盼着更加主动地参与城市发展。

另外,我们要充分借助上海国际化都市的地缘优势与平台作用,把上海的创意设计品牌的高度与维度在国际业界拓展得更加响亮,我们将持续以协会的资源与力量,继续举办好以学术号召力为先的“上海艺术设计大展”,努力为上海的创意设计在国际上掌握话语权、提升品牌美誉度服务。为在上海这座以“国际设计之都”为称号的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的创意设计人才提供向世界展现他们成就的舞台。

解放周末:具体有哪些建议和对策?

金江波:提升文创人才的素质和能力,可以从优化教育模式做起。

放眼世界,很多创意人才并不一定是科班出身。有很多创意的迸发得益于从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此,我们应当在普教阶段加强美育教育,探索设置贴近学生生活和艺术人文经验,更能培养创意多元、欣赏差异、尊重包容的价值观的课程项目,唤起学生对生活环境、传统文化与当代流行文化的重视、关注与再发现,带给学生创新、转化、融合生活环境的能力。通过对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锻造,一方面可以培养创意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创意消费人群,在根本上用“创意创造价值”。

在高教领域,可以进一步改变以专业技能为核心的培养模式,通过艺术的启蒙与知识培育,注重创造力培养,以艺术创造为社会生产力的有机组成,把创意生产作为“绿色、生态与可持续”的原动力来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疫情的影响,加速与加剧人类社会全面进入数字化世界,结合上海数字之都建设与全球科创中心建设目标,强化“互联网+”与“AI+”的教育思维,着力培养具有与AI协同能力的、融合文化与科学的交叉型文创人才,探索科艺融合下的人工智能艺术、社会创新设计等新兴学科专业。同时,进一步加强高校与企业、行业之间的跨域合作,让大学生可申请加入孵化基地内的中小微企业,将个人所学知识与技术应用通过企业接受市场化实战性的训练和检验。

此外,对于一些有“转会”到上海发展意向的创意人才,上海应该忧其所忧,比如做好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可依托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优势,大力加大版权保护力度,尤其是做好“互联网+”形态下的数字版权保护工作,营造健康版权生态。同时,更多注重事中或事后监管,通过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拓宽社会参与监管的渠道,对激发文创人才主动性、增强文创主体活力、维护市场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投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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