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担任艺术史论系主任，又申请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的课题是“建设中国的设计人类学”（也就是今天我发言的题目）。二十年前的中国，设计人类学还很少有人涉足，但已经号称出现了“艺术人类学”的很多分支领域，如舞蹈人类学、戏剧人类学，等等，并已经有了很多讨论。这让我开始进一步思考，是否也可以有设计人类学？于是，我希望通过申报这个课题来推动中国设计人类学的建设（这可能是有文献可查的中国较早出现的“设计人类学”提法和研究项目）。

2003年，我在清华美院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她是现在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刘佳研究员。当时我给她确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人类学与现代产品设计研究》。第二年我又招收了第二位博士生江牧，他现在是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是设计人类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工业设计产品的安全原则研究（他们的相关学术成果都在毕业不久正式出版了）。

我说这些，其实是想通过我与设计人类学关系的回顾，来说明设计人类学在中国的一段历史，以及我后来为什么没有再坚持——尽管我后来做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与设计人类学相关，但这些工作并没有在一个明确的设计人类学框架下进行，我也不愿意再提“设计人类学”。这是因为设计人类学涉及的问题，例如人机关系、人与人造物的关系、人与工具的关系以及人类行为方式的研究，不用“设计人类学”，也都已在设计学领域得到广泛探讨。而彼时很多文章谈到的“设计人类学”，依然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也就“不在”，最突出的现象：设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涉及的边地民族的生活艺术，其问题又几乎与当代设计脱节，从技术发展上看也没有典型性；另一方面，设计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分支、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以及与美术和设计学科的边界，依然缺乏学理分析而模糊不清。我认为，一门包打天下的学科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正因为设计领域如此广泛，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设计人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影响力。这也是我后来没有继续以设计人类学名义开展研究的重要原因。

今天借此会议召开的契机，我想就“设计人类学”的建立，提点粗浅的意见。

一、建立设计人类学的首要任务是明确其与传统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有必要回顾一下人类学的基本定义：人类学（Anthropology）主要研习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兼修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四方面，以人类为研究对象，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进行全面研究，包括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人类今日特质的源头与演变的追溯。

人类学的产生背景是源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强势推进后学术界的一种反思，他们从普遍的“人”的角度，开始关注那些被殖民征服的“土著”的生活与文化，开始对那些与自身文化不同的民族群体进行观察和研究。因此，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文化、体质、考古和语言四个重要的分支领域，无不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视角，主要关注“非我族类”的人群，进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对人类的观察方式。

在这种背景下，设计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技术上的差异性。传统人类学往往侧重于对过去的考察，越是“没有开化”越“典型”，而设计人类学理论上则应从工业革命机器生产开始，如果从手工劳动开始追溯，传统工艺本来就是人类学的一个重点。即使是体质人类学，通常也会回顾地理上的族群渊源，运用所谓落后民族的体质素材进行考查，而设计人类学与之类似的“人体工学”的起源时间则与此截然不同。设计人类学以技术为观察视角，从工具、工艺到工业革命后技术的迅速发展，也与文化人类学关注的技术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不同，它更重视技术与生活之间的改善关系。

暂且还以文化、体质、考古和语言这人类学的四个经典领域为例做个对应分析。设计人类学早期的研究中首先涉及的领域是人体工学，这与医学人类学有着一定的渊源，但人体工学源自二战时基于视觉和习惯行为的错误，对飞机等仪表、座椅等操控系统等研究改造。这一点上，它与以人种分析为目标的体质人类学或医学人类学存在显著区别。

因此，虽然设计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源于人类学，但如何在广泛的人类学框架下进行更为深入的专业探索，已经成为设计人类学需要重新开展的重要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人类学只是使用了人类学的方法，而不是人类学的分支，设计人类学的本质仍是“设计学”。

“文化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语境和内容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融合，以至于与“社会学”关系密切，尤其是在费孝通先生引入西方一些重要文化人类学的论述，并将其运用之于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宗法、生育制度分析之后，关于不同族群文化现象的研究从对氏族谱系、祖先图像解读，宗教、经济、血缘，以及生活与用具等的关系，进一步延伸至与设计人类学关系密切的装饰、实用艺术与功能的关联。但这也决定了如何在行为、功能等方面明确设计人类学与传统人类学的区分。对于传统人类学来说，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一定争议，因为设计人类学的规模与人类学整体框架相比相对较小，但是仍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学语境中找到其独特的立足点。

当前，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变得极为广泛，涵盖了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和综合性研究。我认识的许多人类学家，包括北大的王铭铭教授和今天在座的彭兆荣教授等，他们所做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如今，人类学呈现出三种值得设计人类学关注的发展趋势。首先，人类学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少数民族或所谓的“落后”村寨，比如，人类学家可能会到东南亚的一个村庄，观察当地人婚丧嫁娶。他们会发现本地与城市的区别，人类学家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然后他们会通过长期的参与观察，发现这和当地的历史、信仰、甚至是地理环境有关系。现在，人类学家开始全面关注当下的一切，也即“日常生活”，现代的人类行为和组织等研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次，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已从单纯以人为中心扩展至非人类事物的研究，这包括地理、景观以及独立于人之外的人工事物对人的影响。第三，全球化的趋势，推动人类学向着全新的命题出发，“黑天鹅”效应表明，万物互联，事物的联系和场域极大拓展了。

二、基于“实践”特性的“设计人类学”

由此，我有一个建议，即通过强调“实践”的方法，明确设计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分支之间的差异。这种实践性的研究，不强调在理论上与人类学的区分，而通过“实践”累积设计的专业特性，由此来推进设计人类学的独立发展。

我的这个想法受到了德国民俗学家、德国图宾根大学荣休教授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的影响。鲍辛格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推动当代德国民俗学转向经验文化学和日常生活研究。他通过进一步区分知识启蒙和实践启蒙来表明，实践启蒙优先于知识启蒙，为民俗学展现出全新的学科观念，这也打开了崭新的日常生活世界。 

民俗学家户晓辉曾指出，鲍辛格的理论推动了实践民族学的发展，强调了实践启蒙和知识启蒙的重要性。我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设计是一种生活启蒙”，而“实践”是观察生活启蒙的最重要途径，在此前提下，设计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借鉴这一理念，通过强调实践启蒙的意义，进一步确立设计人类学的实践性路径。

以田野调查为例，实践民俗学在很大程度上将身体视为研究工具，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体会。以往的一些田野调查报告中，虽然研究对象是人，但访谈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主体意识往往被忽略，文本式的机械问答导致结果缺乏研究深度。我曾多次在国内的一些民俗学的会议上提出，应回归钟敬文先生提倡的“五四之子”精神。钟敬文先生有一句名言，说他是“历史之舟的搭客，也是它的划桨人”，一般常识是，我们身处同一个时代，必定是同舟共渡，但划桨者说振聋发聩。钟敬文先生在杭州国立艺专任教时期以及此后几十年中，始终强调中国的民俗学应当与社会革命和大众生活紧密相关，民俗学不能置身于时代变革之外。

现在的田野调查报告过于“学科化”，尤其在设计领域出现，缺乏实践和价值的意义。我当年曾建议一位同学在博士论文写作中，将中外著名家电产品的说明书作为统计分析的对象，至少分析3000个文本，来总结产品设计中的安全原则。这种通过实践将身体作为研究工具的“方法”，是推动设计人类学建设取得经验的有效途径。

三、坚持设计的“专业性”，是设计人类学建设的前提  

无疑，在设计人类学与人类学有诸多的借鉴和交融的前提下，强调和坚持设计的媒介、技术、创意、功能、审美形式、市场、品牌等的“专业”属性，是推进设计人类学形成自己体系的重要前提。

以民族志为例，作为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值得设计人类学重视，但民族志本质上也是一种文本，它的目标并非进行主观判断，而是承认个人对现实的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未必具备科学价值。基于此，民族志也不能脱离对人的基本判断。在设计人类学的范畴中，这种判断应当是基于专业的判断，回归“专业性”是设计人类学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设计的“专业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专业性”仍在“茁壮成长”。这两张图说明了今天书写方式的变化：传统中文书写与互联网源代码的书写，在本质上具有可追溯性，但其所延伸出的语言与行为方式在影响上存在很大差异。

我再将中医与西医做一简单的比较，中医的阴阳哲学和通过经络学说建构的系统论，与西医的客观理性逻辑，二者在看待人体和生命关系上有截然不同的视角。中医与西医的认识差异，反映在设计人类学的人体工学上，简直有完全不同的结论。而类似这种区别也延伸到设计人类学的其他研究中。

我们可以通过实践的专业性研究，将人造物与技术和行为联系起来，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围绕人体工学、空间尺度、心理、伦理和价值展开了探讨。这一研究线索，可以通过亚洲，衍射至东亚、西亚等，并通过历史、地理、劳动、衣食住行、装饰等方面，将人类行为与技术应用、生活方式和环境相互连接。

中国的设计人类学可以凭借这些特有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人与器具、人与造物及居住空间尺度之间关系的分析，展现出自身独特的学科特色。

四、几点综合反思

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历程中，无论是反对殖民主义还是强调东方主义民族觉醒背景下的研究中，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即通过研究找到人与人之间的总体关系。在建设“中国的”设计人类学的路上，有一个问题值得警惕：中国的设计人类学是否会走入某种民族主义倾向性的“功利性”？要知道，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一直有“胸怀天下”的理想，这为我们今天中国的设计人类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尽管古代“天下”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但从根本上看，这一思想提醒我们，在构建中国设计学时，需要在地方知识与公共知识之间找到平衡，特别是在亚洲和中国的语境下。

这种平衡也可以基于体质人类学、产品人类学或其他应用人类学的分析上，全球化与“天下”虽然不同，但与之对照，能避免局限性，中国的设计人类学需要建立起一个具有中国人特色的、同时能服务全球的设计公共体系。我相信，秉承公心，中国学者能够找到这种认同。

我放这张图，让我们回顾佛像在东亚的流传和演变历程，可以发现，从犍陀罗艺术开始，直到中国、东亚、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能够从佛像微笑风格中观察到文化的融合和发展。这一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汇的典型案例。基于此，我认为，中国的设计人类学可以作为设计人类学和设计学中一个具有特色的分支。未来，设计人类学必然会朝着全球融合的方向发展，并逐步形成一个跨文化的、具全球视野的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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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例，今天AI发展也可用设计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现在国际上有不少人认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美国的道路，另一条是中国的道路。从AI的未来巨大影响来看，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分野问题了。那天看到微软的前任CEO的一个内部讲话，他看好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说其超越的基础源于 “民主自由”，AI需要这样的土壤才能更具有创造性，由此延伸出对语言模型的不同训练方式。例如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依靠投喂数据进行训练，而在此过程中，英文系统与中文系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谁来投喂数据、投喂什么内容，将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及其创造力的反馈。他指出，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似乎更偏重于应用，侧重解决实际问题。他的观点当然有偏见。但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来看，或许中国的模式更广泛地考虑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应用和社会的发展，但对于未来不可预见的开拓，我们需要克服过于重视应用，需要更多关注无用之用的研究。这种思想的原理是人类学的，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天下大同”。

其实道家对技术的反思极具超越性。这两张图很有代表性，一张来自《天工开物》，我用来反映道家思想对机械的批评：道家认为这些机械装置功能影响人心，带来精神的不安，因此提出告诫。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机械却是不可或缺的。另一张图则是大约七年前美国《纽约客》封面上的一幅漫画，预示了现代社会中AI发展的异化。通过这样的对比，我想说明，人在面对人工制造物、机器以及整个社会关系时，往往会产生复杂的情感与矛盾。这种现象正是设计人类学需要与时俱进深入探讨的问题。

五、一些不全面的建议

关于中国设计人类学建设，归纳一下我的一些具体建议。

首先，设计人类学应牢牢把握以“人”为核心。这不仅是人类学的前提，也是“设计学”最基本的品格。这里的“人”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人与技术、人与生活、人与社会的多重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要通过实践，将身体作为研究工具，以增强设计人类学的实际研究。

其次，设计人类学需要回到设计专业本身，不必担心会因此变得过于狭窄或机械化，如果没有对设计专业的基本了解，就无法有效开展设计人类学的研究。

民族志的文本写作，在设计人类学的研究中仍然十分重要，但我希望设计人类学中的民族志应保持开放性，既要具备学术上的严谨性，又要体现情感的传递，从而丰富研究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