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并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深厚情怀 [1]。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重要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历史文物、古迹遗址、传统建筑、民俗风情、文学艺术、手工技艺等多种形式，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遗产也是一个国家历史、人文、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重要象征。继承和传播文化遗产对于传承民族精神、促进文明交流、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后代、应对全球挑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继承、保护和传播好文化遗产，确保历史文化的记忆得以代代相传，是每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

在数字时代，文化遗产的构成和内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数字技术使得原本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古建筑、文物、手工艺品得以被数字化采集、存储和再现，转化为数字文件、三维模型、虚拟仿真场景等多种形式。数字技术让文化遗产突破了物理形态的局限，使其传播、利用和体验方式更加灵活。同时，数字时代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数字文化遗产，即人类在数字环境中创造的有价值的数字内容。这增强了文化遗产辐射范围的广度，反映了人类文明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文本、数据库、静止和动态图像、音频、图形、软件、网页等多种形式的数字文化遗产，丰富了文化遗产的内容[2]。其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为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手段。海量的数据可以进行智能化整合分析，有利于发现新的历史规律和文化内涵。同时，数字技术辅助修复、复原受损文物，以及利用数字孪生还原历史场景，都能为公众提供身临其境地感受文化遗产魅力的可能。最后，公众参与文化遗产的方式也因数字技术的应用而更加便捷和多样。网络平台、社交媒体、数字博物馆等，为公众亲近文化遗产、分享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加开放的渠道。文化遗产不再是静态展示，而是能与现代生活产生积极的互动和共鸣，成为提升公众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源泉。

早在古丝绸之路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丝绸、瓷器等，就随着商贸活动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成为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媒介。近年来，文化遗产海外巡展、国际文化节庆、世博会等方式成为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的主要平台，大量文物艺术品通过跨国巡展等方式与海外公众见面。同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4]，也推动文化遗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过去，文化遗产和发展被视为独立或对立的领域，随着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与发展之间的理念转变，文化遗产在国际传播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早期由西方主导的文化遗产概念较为狭义，占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难以体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非西方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随着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提升，教科文组织开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概念，纳入了更多非物质、人类学维度的内容，促进了非西方社会文化遗产的国际认知和传播。在2000年，教科文组织倡导将文化作为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并列的可持续发展的第四个支柱，建立了文化多样性公约，为各国平等参与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创造了制度基础[5]。

表1：传统范式和新范式的对比，以及适用于中国文化遗产国际传播发展的促进手段

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利用其吸引力和感召力来实现目标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等要素。在这些要素中，文化软实力尤其关键，它体现在于一国的文化魅力、艺术成就和科技创新。文化软实力代表了国家在文化领域的力量，与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并行，对国家的整体影响力有着重要补充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6]。

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一方面，它记录着一个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展现了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增强了文化认同感以及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展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以及影响力的变革，让国家文化软实力变得更加多元、立体且有效。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成为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动力，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海外国家在文化遗产传播方面已经累积了较为成熟经验和模式（见表2），例如：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传播模式[7] 、创新驱动的数字传播范式[8] [9] [10] 、讲好故事的融合传播方式[11] [12] 、全球视野的国际传播战略以及平等对话的跨文化传播理念等[13] [14] [15] 。

数字化遗产传播，促使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众与社区等形成合力：海外博物馆等通过与社区合作，开展互动式展览和公共教育活动；民间组织如国民信托，在遗产地开展志愿者项目，促进民众积极参与。例如，British Council（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探讨了包容性增长这一新兴领域以及遗产如何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影响[16]。这种官民协同、多方参与的模式，增强了文化遗产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欧美发达国家也率先通过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和传播方面的努力，来创新传播理念与方式。数字媒体技术让文化遗产活跃起来，打破了时空限制，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如法国卢浮宫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努力，代表了文化遗产传播的未来趋势。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沉浸式体验和故事化包装等手段吸引受众，将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创、时尚等产业相融合。例如，奥地利使莫扎特的形象与甜点和奥地利国家品牌相结合，推出了莫扎特巧克力等文创产品，提升了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吸引力[17]。

表3：中国文化遗产在本土传播

中国文化遗产在本土传播方面拥有成熟的模式和丰富的经验（见表3）。利用博物馆和历史文化街区等场馆，通过展览、讲解和体验等方式，持续向公众展示中国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中国还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手段，开发了一批优秀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项目，缩小了与公众的距离。例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平台[21]，将馆藏文物进行数字化展示，呈现给世界各地的观众，提高了文化遗产的可达性和公众的接受度。

然而，中国文化遗产在国际上的传播也面临着多种因素困难（见表4）。首先，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是中国文化遗产国际传播的一个主要障碍。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的深厚历史和独特审美有显著不同。如何更好地有效跨越这一文化鸿沟，使外国观众能够理解并欣赏中国文化，是一个挑战。因此，培养精通专业知识、熟练使用外语、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创意策划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其次，相比一些文化强国，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播渠道和资源相对不足。中国在海外建立的文化中心和博物馆较少，国际展览和学术交流机会也较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社区、文化组织和学生团体等在地化便利资源条件，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遗产。第三，缺乏国际话语权也限制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全球影响。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表达体系尚未健全，西方对此存在偏见和误解。通过与教育机构合作的方式和提升海外游客的文化体验质量，可以增强国际话语权，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声音和故事。

表4：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问题

数字媒体时代给文化遗产国际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见表5）首先要抓住机遇，利用数字技术来创新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同时积极应对挑战，针对数字鸿沟、网络谣言和过度商业化等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普及数字技术的利用；强化信息审核，避免错误信息的传播；注重保护文化遗产，避免过度开发。这些措施有助于推动全球文明交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并支持中华民族复兴。

表5：数字媒体时代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带来的机遇、挑战和应对策略

本

文深入探讨了数字媒体技术如何有效地赋能中国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分析了数字时代文化遗产的新概念和内涵，以及国家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梳理了沉浸式技术和交互式设计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中的应用案例和经验；探索了线上线下融合、虚实融合等多种数字媒体驱动的创新传播方式。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提升中国文化遗产国际传播效果的策略，包括加强语言翻译和文化解释，发挥数字媒体优势进行传播创新，开展教育合作促进文化交流与认同，和积极吸引海外华人社区参与传播。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传承中华文化遗产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并在运用数字媒体手段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方面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数字媒体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信息编码、存储、传输和呈现的媒体形式。它通过数字化重构了人们生产、传播和接受信息的方式。具有Interaction（交互性）以及Immersive（沉浸式）两大显著特点。

数字媒体允许用户与数字内容或系统进行实时互动和双向交流，不同于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用户可以通过交互界面和反馈机制主动参与、操控和影响媒体内容。这赋予了用户更多的自主权和参与感，促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体验”的角色转变。沉浸式则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营造出身临其境的体验效果，让用户沉浸在虚拟的数字环境中。利用多感官刺激和实时渲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创造出逼真的场景和氛围，让用户感受到身临其境的体验。常见的沉浸式形式包括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和全息投影等。

5G等新技术的发展进一步拓展了文化遗产的传播渠道，沉浸式、互动式的设计提升了用户体验，使优秀文化遗产资源惠及更多民众。例如“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网站采用简洁的界面设计，突出展示精选文物图片，并提供分类浏览、关键词搜索等功能，方便用户快速找到感兴趣的文物。网站还提供文物的高清细节图以及3D模型，使用户能够深入观察文物的细节。“中国古代可移动文物知识图谱”同样是故宫的重要数字人文项目（见图2）[22]。基于故宫现有的文物编目信息，该项目广泛吸收和融合了故宫学、艺术史、图像志、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概念、术语和词汇，形成了涵盖多学科知识的文物本体库，成为故宫数字化转型、开放共享的重要探索。随着知识图谱技术的发展和文博机构数字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该模式将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传承、挖掘、传播注入新动力。

近

年来，计算机图形学、人机交互、传感器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和全息投影等沉浸式技术日益成熟，并在文化遗产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开辟了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和传播的新路径。

随着VR技术的普及和成本下降，例如Oculus Quest，现在普通用户可以轻松体验高质量的VR。这促使博物馆和遗址公园等开始开发沉浸式展览，用户可以通过VR设备仿佛置身于原始洞穴和古代宫殿等历史场景。AR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手机计算能力的增强和ARKit及ARCore等开发框架的发展，让手机AR体验变得更加流畅。许多博物馆访客可以通过手机扫描文物触发AR展示，如动画和3D模型。一些博物馆还利用AR技术开发了“虚拟向导”功能，为参观者提供智能导览服务[23]。此外，MR技术和全息投影技术也在文化遗产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比如，MR设备如Vision Pro通过手势和眼球追踪技术提供自然的混合现实体验，而全息投影技术能够复原已损文物的立体影像，让公众体验穿越时空的感受。敦煌研究院利用全息技术对莫高窟壁画进行数字化复原和展示，让观众深刻体验其艺术魅力[24] [25]。

虽然数字化已改进文化遗产的传播方式，但在数字化传播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用户界面和体验设计虽然在文化遗产数字平台上被广泛采用，但仍面临挑战：

• 互动性不足：数字平台的互动设计较单一，用户体验不够沉浸。

  
  

• 内容更新慢：数字平台的内容更新速度跟不上用户需求变化，降低了用户粘性。

  
  

• 个性化程度低：数字平台对不同用户的个性化推荐和服务不够精准到位。

此外，虽然沉浸式技术展现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巨大潜力，但在推广过程中也遇到挑战：

• 设备成本高：高质量的VR/AR设备价格昂贵，一般民众难以承担。

  
  

• 内容生产难：沉浸式的文化遗产数字内容制作门槛高，需要跨学科团队协作，周期长、成本高。

  
  

• 商业模式不清晰：文化遗产领域对沉浸式技术的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盈利模式尚不明朗。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见表6）：在界面设计方面，利用沉浸式技术增强互动性，建立快速反应的内容更新机制，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提供个性化推荐。在沉浸式技术的推广方面，开发更多低成本设备，使用先进的内容制作工具，并探索结合文化与科技的创新运营模式。这样，技术和内容将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协力突破发展瓶颈，激发创新活力，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

表6：互动性和沉浸式方面的相关应对措施

陈平，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席首席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