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构新路径:从区域史到整体史

设计的历史，可以从区域史走向整体史。

当设计史家视线下移，关注生活设计的时候，区域设计就将进入他的视野。重视区域史的研究是因为区域设计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区域设计具有社群生活和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特性，这种基本的生活设计是设计史的底色，这对于设计史研究该呈现什么样的基调，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意义；二、区域设计是地方性的“设计事件”， 这种地域性设计对于设计史来讲，与重要的经典设计同样重要，按历史人类学的观点，越是地域性的设计，其历史价值越高；三、区域设计表现出设计的原生状态，即便是设计整体史中的一个局部，甚至是一个乡镇、一个社区，它也有复杂的、完整的设计历史结构，也隐藏着设计史“整体”， 即小地方是大设计的缩影。牢牢地把握住这三个特征，就能从设计的区域史走向整体史的研究。

研究复杂、丰富、多样的中国设计历史，最好选择一个区域，“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研究不同的东西，有些东西⋯⋯最适合在有限的地区进行研究”。[9]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区域的设计历史是具体的、直接的、生发的设计历史，而不是抽象的、间接的、过于成熟的设计历史，具体的设计发生、借鉴、失败、互动、成功、传播的过程，只能在底层、社群、区域的观察研究中体会到。区域设计是通过一定的部族、家族、社会、经济间的关系，在一定的地区聚合起来的群体性设计。如，苏秉琦先生把中华文明发源地划分为六大区系，实际上也就给我们划定了原始设计文化的六大区系:北方红山文化区,东方龙山文化区,中原仰韶文化区,东南良渚文化区，西南大溪文化区,南方石硖文化区。[10]这六大区系是中国设计的“总根系”， 早期设计史的基调由此而铺垫。

再如江西景德镇、江苏宜兴、广东佛山等陶瓷产地，安徽、四川、浙江等手工造纸业地区，苏州、福州、扬州等雕版印刷业地区，长时期家族式的集体设计被整合成一个地区的设计特征，并反映出这些设计与这些地区以及周边区域社群生活关系和民众日常生活状况。每个区域又都有一些突出的设计，如宜兴紫砂、泾县的宣纸、苏州桃花坞年画等等，过去的设计史研究只关注成熟凸显的设计，如提及江苏宜兴的设计都以紫砂为代表，却忽视了众多量大的普通生活陶器大缸、盆罐的设计，正是在这些一般的、粗陋的生活陶器技术基础上，一种因材质不同而形成的紫砂器才能脱颖而出，一跃而为文人雅士赏玩之品。如果只是关注紫砂器，也就忽视了紫砂器产生的工艺基础，忽视了这个地区基本的设计特色。因此，区域设计史研究不是从中抽出某个突出的点，而是作一个小型有限的“整体”研究，其中原始的生态底色十分重要。只有全面地研究区域设计的整体，才能真正把握这个区域的设计特征，从而建构出地域性的“设计模式”。

由此可知，在设计史的进程中，所谓经典设计作品对设计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有一些不被史家称道的一般的设计活动同样对设计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再如，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形成的一种手工拉坯的“辘轳”制陶方式，直到20世纪初依然是陶瓷业生产的基本方式，保留着手工艺的技术也保存着传统的设计个性特征，一条持久延续的线索就有了设计史的结构性。一般的通史只在早期制陶时提到这一技术，之后就习惯于关注经典的、中心的、高超的设计物品及所谓具有重大影响的设计。而对于这种技术的延续不以为然，认为是小事、琐事、甚至当作“保守”、“滞后”现象来否定。但是，区域设计史就是要寻找这些设计的“地方琐事”， 它是如何传播延续的？工匠是如何操作的？作坊之间为何有所不同？这种看来鸡毛蒜皮的小事，实际上是隐藏在经典设计背后的一股“暗流”， 是技术、审美、民俗、演化的基础，与经典、权威、中心没有严格的界限。

一种区域性的设计，从原料、运输、设计、工艺、制作、销售、使用，到个人、家族、信仰、民俗、社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物的生态链，是设计史的原生状态结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对之考察研究，不是一个点，一根线，一块面的研究，而是点、线、面、体结合起来的纵横交错的整体研究，弄清其结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活设计的全貌”。从设计史的角度看，地域史与整体史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但从这一个别的局部去认识设计整体却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虽然我们可以象中华文明发源的六大区系一样去划分设计区域，但毕竟无法做到对繁复多样的中国设计作一一剖析，而局部地域的设计具有复杂而完整的历史结构，隐藏着一个设计“整体”， 有的甚至是小地方体现出大设计的概貌。在这方面，社会区域研究为设计史提供了研究思路，唐力行对江南市镇的社会研究，揭示了近世江南地域社会的革命性变迁，[11]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在我们研究中国设计史时，区域设计史是不可轻易绕过去的，区域史不等于整体史，但从地域设计转向整体视野，由此而以小见大，以个别而见一般，这无疑是当前设计史研究的有效路径。

四、博览通观: 设计史综合方法的运用

设计的历史，必须运用综合方法来研究。

方法论意识的淡薄和方法的单一，是目前中国设计史研究致命的弱点之一，也是设计史研究缺乏重大突破的根源之一。

如果说，设计史研究者没有方法也不是事实，每个从事这一研究的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都在不自觉地运用着一些方法。但要将这种不自觉转为方法的自觉，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则需要有较好的史学研究经验的总结。有时强调某一方法的有效性，但没有看到这一方法的针对性和局限性，造成某一方法的夸大和滥用的情况。我在前面所述的走进田野的人类学研究和关注地域设计史的研究，都是在方法论上的论述，也都有其正确而合理的运用界限。史料考证法、分析归纳法、历史口述法、历史比较法、历史想象法以及所谓的定性研究法、定量研究法等等，都是从历史研究的经验中总结而上升为方法论层面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详细地研究每一种方法，找到这种方法在历史科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合理位置，并相应研究正确运用这些方法在认识论上的程序，则这种方法就能够发挥出强大的方法论效应”[12]若要使方法得当，在设计史研究中真正发生效应，必须运用综合方法来研究，“综合能推陈创新，无异集众腋以成轻裘”。[1]

综合方法可以从综合史料的收集方式开始。任何一门史学研究，都是在对史料进行研究，“史学者必须熟悉遗传的现成的史料，如经传史籍，习见文献等等，这就相当于科学家在从事研究之前必须掌握概念理论系统。同时，史学者又必须对新发现的直接史料畅开心胸，努力将现成史料与直接史料印证比勘，求其贯通，这又相当于科学将理论应用于解释和猜测事实”。[13]傅斯年当年提出“史学即史料学”， 现在看来，这一口号无疑是正确的，在研究方法上仍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览他撰写的《史料论略》， 实质上是史学方法的论述，全文八节论述“史料之相对价值”， 一、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二、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三、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四、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五、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六、本事对旁涉，七、直说对隐喻，八、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都是讲史料的种种来源与比对方式，真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穷尽所能地以各种方式搜索考辨史料。其中，史籍、考古、田野、实物、口述等方式，实是以综合的收集方法将零乱浩繁的史料汇集起来的方式，缺少这样的史料综合收集，将无法做到下一步的定量、定性、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的准确、可信。设计史研究的起点，也应是这样的史料收集综合方式。

 设计史研究者需有博大的心胸，以各种方法的高度综合做研究，方能济以博览浩瀚的原始资料，聚群籍而考其异同，辨其是非。 

在史学研究中，有实证与阐释之争，有新旧史学方法之争，然而，方法并无优劣，也不在新旧，而在于适度地把握，合理地运用，综其所长，新旧并存，相互辅翼。“原则上，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在相应层次上改造,移植为历史学的方法”[14]设计史研究引入数学、经济学的计量方法，从大量资料中统计出具体的数字，再把量化资料录入电脑，分析其变量关系，使设计史研究趋向严谨的精确，并可使观察对象从个别事件转为普通整体的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法，在自然环境下做实地的体验，凸显出设计物背后人的因素，促成设计史研究从无生活的历史向以生活为重点的历史转变。社会学的调查方法移至设计史研究中，以特定的方式和程序，通过科学的抽样测量过程，给设计史提供有效数据，从样本推论出总体面貌。其他诸如考古学、文献学、地理学、民族学、心理学、语言学、政治学等等所创的研究方法，均适用于设计史的研究。在此，可以说，方法是跨学科的，方法没有专利。

在设计史研究中，获得各种方法，就获得了史学研究的利器。方法服务于史学研究，但史学研究不能被方法所束缚。任何方法总存有某种缺陷，如计量方法，虽然数字定量能清晰地说明一些问题，但最后的判断还是要用定性的方法。以人类学的方法考察物背后人的行为活动，能发现人的创造动机和人的生活状态，但人的所思所行，殊异较大，仅凭几个案例考察就去解析所有人的设计行为仍有勉强之处，设计历史的缺失、散轶、神秘之处，还需人类学之外的方法去寻觅。例如，运用文献、物证、回忆作为媒介引发历史的推论和想像，“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已之所躬逢”， 研究明清及近现代设计史，史家所得资料丰盛，以盛世加上丰富的资料来研究这段设计历史，易于得到历史的真相。然而就如研究新石器时代及三代的设计史，虽可设身于上古之时势，但不能为已之躬逢了。这就要求史家在文献、物证的刺激下，以深厚的学术基础和史学功力做出设计史的推论和想象。历史想象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为大多数西方史学家所承认。[1] 

一部成功的设计史著作，多半得益于史家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资料的博览需要不同的方法，新资料的获取也要依赖方法的得当。而史家在资料博览之后的释解，更要多种方法的参与，需要分析、归纳、定量、定性等方法的综合运用。除此之外，设计史研究还要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免重复。需要综合前人在本研究领域和其它学科领域的相关成果，借它山之石以攻玉。例如，要研究《天工开物》丰富的设计历史意蕴，不仅需要设计学、艺术学、文学、手工业的研究功底，还要有农学、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等相关方面的知识。研究《魏晋南北朝设计史》需要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艺术学、设计学、技术学、人类学的知识做基础，也需要儒学、佛学、道学、玄学的修养。在各门学科相关成果的综合中，可以体会到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

五、史学特色: 中国设计史学与西方设计史学的分歧

设计的历史，应该强调自己的史学特色。

对设计历史的总结，早在先秦和古罗马时期就已开端，但作为一门学科的设计史学，中西方都是近３０年来才真正建立。比较中西设计史学，观其差异，可见中国设计史学的不足和特色方向所在。

中国设计的历史记述，虽不及汗牛充栋的正史丰富深厚，但两千多年来也纪录下大量极为珍贵的设计事实。先秦《考工记》， 唐代《工艺六法》， 五代《漆经》， 宋代《考古图》、《宣和博古图》、《营造法式》、《木经》、《砚史》、《墨谱》， 元代《梓人遗制》、《蜀锦谱》， 明代《髹饰录》、《园冶》、《长物志》、《博物要览》、《天工开物》， 清代《陶说》、《畴人传》等，都是真实可信的设计历史著述。中国古代学者调查、分析、总结设计技术经验的史实成果，为历代官府、文人、工匠所重视和借鉴，其中治史方法及史学理论是中国史学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设计的历史总结，在古罗马时期卓有成绩，其代表性著作有《建筑十书》和《博物志》两书，在此后的1000年里，西方处在文化的断裂期，未见真实的设计史记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中断的历史逐渐复苏，才见《论建筑》、《建筑四书》出版，于是，18、19世纪有《论建筑研究的必要性》、《建筑论》、《建筑的七盏明灯》、《装饰设计艺术》、《工艺技术与建筑的风格》、《风格问题》等书面世。进入20 世纪，《现代设计的先驱》、《第一机械时代的设计与理论》、《现代建筑与设计的源泉》、《建筑类型史》、《艺术与工艺运动:对其来源、理想及其对设计理论的影响研究》、《1830 年至今的英国设计》等均为著名的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设计史著述。1977年，英国设计史协会成立，宣告设计史学科的诞生。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史研究书籍:《工业设计史》（1983）、《家俱:一部简史》（1985）、《欲望的物品:1750 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1986）、《设计史:学生手册》（1987）、《20 世纪设计》（1997）、《设计史协会专刊》（2005始）、《设计史学刊》等。至此，西方设计史成就了一代霸业，其写作模式、研究内容、理论思想几乎风靡天下。

西方设计史研究者的写作模式常常以辩论性的方式，抨击某种观点，建立自己的学术理论，如李格尔的风格问题对桑佩尔的艺术材料主义论点进行批判，这一批评几乎贯穿全书，[15]并由此建立起他的“艺术意志”理论。不少设计史家的著述，从写作方式看是一篇篇独立的研究性论文，阐释的成份远高于史的描述，很难寻找到设计历史演变的过程。因此，《设计论丛》（麻省理工学院出版1984）刊出克莱夫·迪尔诺特的批评:“设计史论家为自己写作还是为了职业设计师”。[16]从研究的内容看，西方设计史研究集中在19、20世纪的设计历史，注重工业革命以来的设计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向前延伸到17、18世纪的设计传统研究，最近几年，有个别的设计史家又向前推进到15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①总体看，在时间上是以一个短时期的研究为主。

从最近3年（2009—2011）的设计史协会年会的讨论主题看: 2009年的主题是“书写设计:讨论、过程、对象”， 5 个分组主要对设计风格、设计与阅读形式进行探讨；2010年的主题是“设计与手工艺:断裂与聚合的历史”， 9 个讨论组以设计批评、对象美学、手工艺和旅游业、手工艺设计和后现代性、服饰和手工艺等进行讨论；2011年的主题是“设计激进主义和社会变化”， 14个论题有设计与设计政策、设计与性别问题、设计激进主义的理论化、工业化的回应等等。[16]史学研究的对象更像广泛的设计理论大讨论，这一点，也被迪尔诺特所言中，他说: “设计史学整体最多只是掌握了部分他们想要掌握的学科主题”。[16]西方设计史研究给人的印象是，缺乏明确的设计史研究对象和主题。

在设计史的理论思想方面，西方设计史研究在设计风格史、设计社会史上建树颇丰，强调风格演化受到艺术史理论的影响，其他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等史学理论也影响设计史的研究。如，迪克·赫布狄奇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阿德里安·福蒂的《欲望的物品: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是设计社会史的研究，在理论上均受罗兰·巴特的影响。乔纳森·伍德汉姆的《20世纪设计》也是以社会文化为背景阐述了消费文化时代的设计历史，表现出研究对象向日常生活层面的转化。丹尼尔·米勒以设计为中心撰写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一书，以“回到它的历史背景来审视它多种多样的社会属性”， 具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在设计史学研究方面，对于设计史学科的讨论、设计史的身份、设计史方法论以及设计史内外环境的研究比较充分。总体而言，西方设计史研究将设计这一人造物质纳入了视觉文化研究之中，设计史的意义是为阅读提供一个理解物质文化的环境。

西方值工业革命之后出现历史的转折，现代设计应运而生，西方设计史研究适逢设计盛世而活跃于当代，影响广泛。中国设计历史7000余年绵延不断，中间从未有过断裂，到了近代才有突发的急变。比较两者差异，目其分歧，见其所长，将有利于当今中国设计史的研究以及国际设计史学术对话。

中国数千年的史学传统留下大量珍贵的原始史料，其中与设计相关的史料或有专史，或记述于历代文献之中保存，使中国设计史资料丰富精详，设计史记述对象明确，历史时段上至远古，下抵明清，益趋翔实。先秦一部纪录百工工艺的《考工记》， 被列入官书，成为国史，可知其重视程度。大抵后来历代史官修史记载天下之事，较少涉及全面的工艺设计，也轻视工艺匠人，但天子与诸侯的衣食住行用，则有详尽实录。虽史官不录民间设计，魏晋之后，官员、文人时有记述。如唐柳宗元的《梓人传》是为木匠杨潜所作之传，韩愈的《圬人王承福传》是专为泥瓦工所作之传，欧阳詹的《陶器铭》为普通陶器立传。身居高位而给贫贱工匠及粗陋生活之器立传，在千年之前，世界少有，此三文亦可作设计史对待。明代之前，相关的设计史著述颇多，虽有佚失，留存亦多。到了明清两代，宋应星撰《天工开物》， 阮元等撰《畴人传》四编则完整存留于今，成为明清设计史原始资料的渊薮，这些著作在中国设计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所以，只做近代以来的“设计史”， 而忽略传统设计的历史，在中国难被史学界和社会所认同。西方因传统设计记述的缺失，加上现代工业设计发达，于是，设计史家一开始就盯着现代部分，设计历史判断的观念淡薄，设计历史发展被中断，也就不难理解了。“设计史为视觉文化”之论也难在中国设计史研究中通行，西方现代设计在今天与报刊、广告、影视传媒相结合，纯美学、后现代、虚拟现实几成设计的流行趋势，设计的“非物质化”使设计史脱离了真实的生活体验，“视觉化”也就不足为奇了。“设计史若设计理论”的做法在中国也难出现，西方设计史家将过去的设计与政策、批评、美学、性别、激进主义甚至于旅游业都纳入设计史研究的范畴，几乎网罗了设计理论的全部内容。设计史家扮演着批评家、美学家、政策制订者、女权主义者⋯⋯的角色，历史发展的复杂因素反而被简单分化了。

西方设计史学是中国设计史学的参照系，西方设计史研究因集中在一个近现代的“短时段”， 而使研究呈现出“横向模式”趋势。中国设计史应该做全面、整体的历史研究，以“长时段”研究为主，中国设计的历史是工业革命前世界设计史上最完整、最成功的范例，因此可以在设计史“长时段”研究中总结中国设计历史的“纵向模式”。中国设计史研究中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断代史这些“短时段”， 可以学习西方的“横向模式”， 将社会学、消费学、心理学、语言学与设计史研究相结合，但需要有设计历史发展的纵向意识。只有这样的纵横交叉的设计史研究，方能显现出中国设计史研究的特色。

以西方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国设计的历史，可拓展史学研究的思路与方向。但西方的设计史理论是根据西方现代设计的实践归纳总结而成的，不一定都适合中国的设计研究，费正清一生研究中国问题，最后承认，研究中国的历史必须“以中国看中国”。中国有自己的史学传统，也有一些切实可行的设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如明代宋应星以实地、实物的察访调查与史籍考据、文献记录相比较，归纳二千年中国设计，历时数十载而撰成辉煌巨著《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四字总结了中国传统设计的一个普遍特性:“适应自然，物尽其用”， 其史学方法、史学真实、史学理论堪称典范。

中西设计史学的分歧，由此而观之，因设计的历史发展不平衡和史学传统的不同，而所创史学亦不同。西方设计在工业革命后突飞猛进，以150年的时间完成了设计的现代转型，设计史学也在当代渐趋发达。而中国近代以来被迫陷入设计现代转型的困苦之中，因此，现代设计史学亦薄弱，需要重新建构。而建构中国设计史学，学习西方发扬传统，承旧而创新，设计史学自此而自成特色，则中国设计史研究达到精深、博大的水平，与西方史学界的对话，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李立新，1957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设计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任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研究院副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部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六、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研究领域：设计历史及理论、艺术学、艺术人类学。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丹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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