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设计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了。一部中国设计史，从显赫一时的陶瓷、漆器、青铜器、服饰，到几度沉浮的玻璃器、金银器、砖石雕刻，从雕缋满眼、极度奢侈的宫廷物品，到流转传播、质朴实用的生活、生产用具，都有专史、通史或断代史的撰成。特别是陈之佛、罗尗子、庞薰琹、田自秉、沈从文、周锡保、沈福文、王家树等一批杰出学者筚路蓝缕地做了大量拓荒性工作，闯出了一些路径，取得了卓异的成就。绵延万年之久的中国设计，在现代终于有了历史的梳理和系统的研究。

近30年来，在新材料和新理论的推动下，设计史研究运用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然而，毋庸讳言，中国设计史的研究，仍处在一个相当落后的状态之中。不只是史学观念的陈旧，研究方法的落后，还存有视野狭窄、格式划一、文笔平板、几无情感等缺陷，这种状态，早已为设计界有识之士所诟病。目前，旧有状况未见改观，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拓展设计史新视野？如何构建中国设计史学新路径？如何寻求和实践设计史新工具？国际设计史学术对话是否可能？中国设计史研究者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作为设计史家必须以真诚的态度，做出学术得失的回顾与检讨。

在本书开篇之时，我将长期萦绕心中的上述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不择浅陋，就教于设计界同道，这也是我的设计史观，它将存在于这本《六朝设计史》中。

一、历史的境界: 设计史的思想与理论

设计的历史，必须是一部启迪思想，创造理论的历史。

十年前，我在东南大学读书时，常与不同学科的朋友们讨论各种问题。有一次，同室的两位工科博士发问:“我们都是向前看的，而你却是向后看的？”当时，我正在做中国传统设计史的研究，深深地感到了上自成功学者，下至青年学生，历史的观念十分有限，有的竟以反传统贬历史而沾沾自喜。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文化，如今却沦为极不重视历史的文化，究其原因，是“历史无用论”的影响。从实用的角度看，历史不是实体物质，没有实际功用。历史不能产奶，不能治病，不能建高铁，不能让神舟6号升天，自然也就没有用处。但从价值的角度看，历史虽已消逝，却会重演，历史能给人参照，以免蹈前人之覆辙。

中国哲人有“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旧唐书·魏征传》） 西方哲人有“历史增人智慧”之言论，史家撰史在于“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 向前看与向后看,正是自然科学研究与人文科学研究最大的差异之处。自然科学研究必需向前看，因为每隔3、5年,自然科学知识将更新80%，旧有知识将成为历史终被淘汰，而人文科学研究必需向后看，只有“上通远古”才能“下瞻百代”， 深厚的历史积淀将给人们带来精神力量，它能超越时空，摆脱时代的局限，放出人类思想无限的光芒。

如今，人们看轻历史的作用，也与历史研究的不足有关。设计史研究如果仅仅是考古学成果的展示和物质资料的堆积，就如同博物馆里的陈列，会给人呆滞、残缺、断裂之感，一部设计史就成了一部设计的死亡史。这样的历史，自然无用。但真正人类的设计历史，是创造性的、充满情感的、诗情画意的、富有生命力的历史，阅读它将带来精神的愉悦，启迪设计思想。

设计历史的境界是启迪思想和理论创造两个方面。缺少这两个境界，设计史只能是有限的历史陈迹的记录，两个境界的实现，才能使设计传统中的一些东西超越时空，光照后世，这也就是史学的特性。设计史的表层，是繁杂多样的物品和一系列的设计活动，其深层之处则涉及到各种不同的设计思想。设计史学是一种民族艺术的集体记忆，既要有寻根、寻因意识，更要对设计价值思想的挖掘和批判性思考，这一切要从设计史家的独立思考开始。一门史学由粗疏到精进，要靠史家的思想与经验相互砥砺方能实现。《史记·伯夷列传》中“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考证，是出于深信“六艺”的思想。这是研究的思想、方法的思想，但不是“思想研究历史”， 不是凭主观思想忽视客观存在，，而是不做思想的惰汉，勤于思考，善用思想。[1]

设计史是依据设计事实而撰成，没有史实，就没有历史。但设计史又是由设计史家来撰写，缺乏思想，也不成历史。这里主要指由历史的总结形成的思想，“以体用来比喻，则思想其体，事件其用。因此历史是思想的最大源泉之一”[1]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章太炎的“今修通史，旨在独裁”， 均映射出史学的思想特性，没有思想无法“立言”，“独裁”并非独尊，是个性的表露，源自“一家之言”， 而“思想”的意味已昭然若揭。

一部设计历史，也是一部设计思想史，足以启迪新的设计思想。大设计家都精于历史，精于设计思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主义设计盛行、国际主义设计泛滥，问题丛生之时，罗伯特·文图里回顾历史，发现了解决设计问题的方法。他从设计历史中真正了解到设计的意义是什么，提出了设计上的历史文脉主义思想，这一概略性的设计思想，成为他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显示了历史启迪思想的作用。

中国设计的历史漫漫万年延缓至今，我们今日所体验到的已是各个成熟时期的设计特征，仅将这些成熟时期的设计排列一起，还构不成设计整体的历史，但早期的境况，形成的过程，又十分渺远，只能逆向地寻找，仔细观察，方能获其奥秘。10年前，我在《中国设计艺术史论》一书中提到设计史的研究工作应贯彻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对造物历史整体性把握的原则，二是加强寻因、寻根意识进而实现理论创造的原则，三是建立设计艺术发展的逻辑结构原则，四是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把握中国设计艺术史的进程。（《中国设计艺术史论》第10页）

这四个方面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把视野放宽到设计历史所经历的全过程，宏观地、整体地去前后往复观照，微观地、深入地去把握一类设计发生、发展、成熟、衰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考察方法，前者来自黄仁宇治史的“大历史观”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对设计史就有了“问题意识”。中国设计历史悠久，门类众多，往往造成治史割裂，分类过细，画地为牢，通史如此，缺少横向打通，专史亦如此。仅做设计自身的发展归纳，没有相关的参照系统作助力，很难表现出设计自身的特征，也无法解释设计的发展规律。

历史研究无法回避史学理论，中国设计史研究缺少史学理论的指导，因此发展缓慢、滞后、粗糙。不带理论进入研究的“扎根理论”①（或称草根理论）也是一种理论，即便是属于感性的观察和认识，也离不开研究者理论的背景。卡尔·波普曾嘲笑那些相信自己不作解释，就能够真实叙述历史，达到客观性水平的历史学家。[2]无论是“大历史”还是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史学理论，而实际上体现出的是史家写作中史与论的凝炼，“对于史的研究其实也就是一种理论的创造”[3]，将设计历史事实汇聚成一个历史总体，上升为理论，是一种依托历史的创造。[3]

理论的创造需要真正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不做削足适履的摆弄，不是“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式的方式，而是“我”与“六经”的完美统一。恩格斯赞扬马克思说:“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现为事实的结果”。[4]当一位研究者、史学家寻找到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内在逻辑之后，必然要以某种理论做说明，[3]马克思如此，司马迁如此，修昔底德如此，韦伯和布罗代尔同样如此。所有的学术研究均以理论创造为目的，在历史研究中，就是历史的境界。

当前，设计史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的时代，设计史研究也应以理论创造为最高境界，虽轻易不能抵达，也不是一人一代所能实现，但我们期待着，希望早日有理论创造的设计史家及设计史著述的出现。

二、生活设计史: 走进设计历史的田野

设计的历史，应该是一部记述人类生活的历史。

设计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用之于生活。设计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我在《设计价值论》一书中提到:

人和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就是设计，没有设计的族群不属于人类，没有设计的地方也不会有人类社会。设计就像生命体的新陈代谢一样，是人和社会根本的存在方式。（《设计价值论》第48页）

这就是说，设计物是对人的生存、生活产生作用，在人类之前和人类之外，没有设计也不可能产生设计，离开了人及其生活，就不能创造出适用的设计，也不能真正地理解和说明设计的历史。因此，设计历史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人类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

在近年来的设计史研究中，利用考古出土新材料与历史文献史料相结合，来撰写设计史的方式越来越多，成果也颇为丰硕。其中，对精美绝伦物品的工艺技术的分析和某类失传绝技的发见多有成绩，相对来说，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生活设计史的讨论，远不及前两者充分而深入。但是，设计的宗旨是服务生活，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生存方式、生活习惯的角度出发的通常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设计史的研究。力求揭示其人在生活中是如何创造和使用这些物品的，尤其注重历史溯源的追寻，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物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哪些物品消亡了，哪些物品繁衍下来，延续至今？特别是设计在民众生活中的位置和巨大影响力，而不仅仅停留在绝技的记录和文献的整理与考订层面。

我认为，生活、民生应是设计的核心内涵，因而应当成为我们关心的基本问题，只有深入到中国民生世界，才能体会到中国设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进而理解设计对民众生活所发生的巨大作用，才能揭示中国传统设计对于世界设计所具有的典范意义。

我曾以“设计学研究方法论”为题展开研究，其研究成果是拙著《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一书，其中涉及到设计史研究的一些问题。而集中讨论“生活的设计历史”问题，则发表在研究论文《设计史研究的方法论转向——去田野中寻找生活的设计历史》一文中，在这些讨论中，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设计史与生活世界严重分裂的状态，第二，由设计的生活性质孕育出新的研究课题，第三，“礼失求诸野”， 设计史研究的田野工作实践。[5]与其说关注这些问题是因为发现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之处，不如说是因为设计学的学科变动，从“工艺美术学——设计艺术学——设计学”的转变，给设计史研究将带来什么样影响的思考。应该说，这一思考尚未达到组成一个严密的设计史学理论，但已表达出一个切合设计学特征的设计史观点，即，设计史的人类学研究倾向。这一取向来自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启示，在这里我将进一步表明这一观点，以便于今后深入地讨论和研究。

首先，我认为暂时搁置设计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学科所属纷争不论。设计本身的历史建构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依据设计的生活意义并以文化的方式演进的，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的设计千差万别，是因为生活方式及意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被重新评估和建构的。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及意义也是按历史的方式动态地建构起来的。当我们考察这种演进和建构方式时，离不开推动这一演进的主体人，离不开人的反应和创造行为。所以，为了让过去称为“工艺美术史”的这一领域，能跟上“设计学”学科的变动，重新焕发活力青春，就应该让设计中人的能动性获得充分展示。我们可以将它称做人类生活的设计史，研究人的各种生活方式的历史学，其中包括:行为方式、饮食方式、情感方式、社会方式、审美方式等。这些人的各种生活方式是活跃在生活的最底层的，最基本的生活文化，看似松散，无关紧要，却是最普遍的，最大多数人的设计及文化现象，是设计的主流，并联结着宗教、民俗、个人、心理不断浮现，与上层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互动。

长期以来，我们只相信:复杂的设计演变是由历史朝代决定的，帝王权贵的设计物代表着中国设计的最高水平。然而，当代学者的一些详细的专题研究表明，设计演变并不与朝代更替有直接的关联，明代帝王专属的云锦织物来自最普遍的民间织造技术。[6]从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入手，考察探讨设计历史演变的内在机制和人的创造，以及对设计的接受和生活观念，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设计史的研究的，这也反映出历史学、人类学与设计学之间的交叉性关系。“生活设计史”所倡导的是借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来改造设计史，来发现设计史的一些新问题，并能孕育出新的设计史研究课题。

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手段考察设计史，最困难的不是生活类实物的缺失，不是生活环境生态的缺失，而是如何做到设计史真正“优先与生活对话”，这要比法国年鉴学派勒高夫提出的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更进一步。优先与生活对话，因为缺少了实物与生活环境，做起来极为困难，如果先验地将生活存在作为前提展开讨论，就很可能变成极为草率的分析，这是设计史的灾难。《汉书·艺文志》有:“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 吕向注曰:‘言礼失其序，尚求之于鄙野之人’” 其意为，当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之时，可远离书斋，到广阔天地之间，在社会民间去遍访寻求六艺之术，那里有丰厚的礼乐文化积淀。我国素有文献、文物大国之称，但在如此丰富的历史文献、文物的记载、收藏中，关于设计艺术大多为皇家、宫廷、权贵用物及礼仪、祭祀用品和规范的记录，而有关生活器具、生活习俗和民间信仰等内容甚少，只能求之于田野调查，才能逐步厘清其线索。运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是“优先与生活对话”的方式，是“礼失而求诸野”思想的体现，当前广泛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也表现出这一思想。

以田野调查方式研究历史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已是传统，[7]中国学者也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有所成绩，如对失传的唐代夹缬的田野调查，复原了染织设计史缺失的一环。[8]我在考察民间器具设计时，也获得一些收获，例如，对民间器具纸伞的田野考察，我所得的认识是:

从最初确定的简单的田野考察目的到发现联动结构，引出中国伞自先秦至北宋演变过程的调查，了解到宋人制定的标准构件与联动机构一直是制伞业的通行方法。更让人颇感惊奇的是，近代以来，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淘汰了多少传统的设计品类，却未能对纸伞的联动结构产生任何改动，仅在材料上略施替代，以布和金属换下纸与竹，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的生活设计，继续服务在当代人的生活之中，中国纸伞树立了一个设计史上不容忽视的典范。[5]

再如对中国四轮车的田野考察，让我获得了一个中国古代四轮车历史演进的轨迹，[5]它回应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四轮车的历史。

我并非主张设计史研究可以抛开文献考古、实物资料，完全以田野考察的方式进行，“而是希望学习运用田野工作的做法，使设计史研究承旧而创新，多种方法相容并存，使之在技术上是实证的，分析上是客观的，结构上有逻辑性，理解上是阐释的，实质上是生活的。”[5]

总之，走进设计历史的田野，用我们的感官去体验生活，表达心理，纪录设计，凸显价值。不仅与生活直面对话，更要与生命之美直面对话，让人类生活文化的种种设计样式，在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下得以修复、展现、发展，让消失的设计复活，让生活设计的历史重新回归文字，让文献、考古与口述历史互补共生，在丰富多样中体现设计之国起伏群峦的艺术高度。

李立新，1957年生，江苏常熟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艺术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设计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设计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先后任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研究院副院长，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报编辑部主任，《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常务副主编。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第六、七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研究领域：设计历史及理论、艺术学、艺术人类学。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丹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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