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毅东 谭玉龙 :文化产业背景下“手造”的现象学阐释(二)_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被工业生产与消费所设计和规训,其内容与形式甚至细节方面都体现为高度的商品化和同质化。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被技术理性所控制,日常生活本身也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之中,即使是闲暇活动也被资本所统摄和操控,人们无法从中获得自由。因此,必须颠覆这种僵化的日常生活,“恢复到前现代那种人与人性和自然欢乐交流的状态”[15],在节庆、游戏、旅游等活动中,恢复至有生气的原初生活状态,以疗治现代社会生活的异化。
可是,现代社会中的节庆、游戏、旅游等也被工业化,成为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它们提供娱乐,却也废弃了身体实践,阻断了原初身体对世界的感知。美国身体美学家舒斯特曼在《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中认为,大众传媒带来娱乐方式变革,各种娱乐制造了煽情的感觉主义和更极端的震撼手段。“这些改造方式在激发感知和满足刺激的同时,逐渐削弱了我们保持安静、平稳和持续注意的能力。”[16]舒斯特曼认为,解决之道是恢复至“充满生命和情感、感觉灵敏的身体”[16]P11。这是身体的原初状貌,即前工业时代人类身体的日常状态。
人类当然不可能回到前工业时代。然而,现代文化产业的结构是多元的,存在文化消费与身体表达的空间。一方面,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手造”正在积极探索产业化道路,重返现代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另一方面,即便作为文化产业,“手造”的单件量或少件量的手工劳动无须分割劳动者的智力或体力,因此保持着劳动者的身体的整体性。这也正是“手造”的独特价值之所在,它保存人的原初的身体,而不是分割和异化身体。由此,“手造”实践成为现代人类的生存意义的重要来源。
(一)回到身体本身
现代工业生产以严格而细致的劳动分工为前提,生产被分解为万千种不同的工种和工序。产业工人被固定在生产流水线上,只需熟悉与负责其中一种或几种工种或工序即可。产业工人的身体像零部件一样被镶嵌在工业生产的机械系统中,按照预定程序重复执行某些操作,劳动变得极为单调乏味,这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异化的劳动”。在异化的劳动中,“生产不再从人的身体性所本原的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出发来进行,而是由生产线本身的客观运转来决定。”[17]劳动被简化为有限的、局部的肢体活动,不再像前工业时代的工匠那样自由地、整合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原本充满生气与灵性的身体被驯服和改造为一架机器,原本充满丰富的身体体验的劳动也被分解和简化为“片面的”劳动。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齐美尔认为,现代机器生产过程中人所完成的只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片段,他将这种劳动定义为“片面劳动”。他说:“奉献者再也不能在他的所作所为里看到自己,他的作为显示出一种与整个个人的心灵的东西很不相似的形式,而且仅仅作为我们的本质的一个片面的局部,对我们的本质统一的整体性是无所谓的。”[18]工业生产要求的自动化与半自动化的制造方式,呈现出一种非人格化的意志,成为禁锢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于是,劳动者的身体被驯服,被改造,演化为单纯为了响应机器运转的麻木的和“片面”的肢体。这样,现代人类的身体被机器和厂房所阻隔,不再投向“物”,不再与世界展开对话,“不再能深入到他的整个生活体系的根基里去感受它。”[18]P116劳动者不仅失去身体本身,而且也失去了经由身体而抵达的生活世界。
而今,文化产业蓬勃兴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产业多元发展为修复“片面身体”并回到原初的身体提供了某种可能。作为现代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手造”在最大规模上组织现代人类重返身体实践行为,重温各类手工制作,发掘原初的身体体验。在“手造”实践中,手以及整个身体对“物”的接触、对材料的纠缠、对工具的角力、对器物的叩击、与世界的对话以及这个过程中身体的震颤,是现代人类通过身体实践获得的珍贵的身体体验和生命体验。在“手造”体验中,身体及其感官通过“手”这一枢纽实现了融通和关联,身体的感知能力得到修复,身体恢复至其原初状态,又回到了身体本身。一些“手造”项目借助现代传媒技术手段还原了前工业时代人类生存的局部境况,营造手工制作的虚拟空间,体现为手工展览馆、作坊、体验厅等。2022年9月开始运营的“山东手造”体验展示中心,便为人们提供了鲁绣、柳编、皮艺等“手造”项目的体验空间。这些传统“手造”项目为现代人类提供体验,同时也为他们营造了身体表达的空间,缓解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压力,焕发了僵化了的身体活力。经由“手造”实践,人类从现代世界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回到心身一体的原初状态之中。
(二)蕴涵生命体验
在前工业时代,“手造”实践曾经是人类重要的生存方式。人们制陶烧瓷,木作髹漆,锻打铸造,纺纱织布,裁剪缝衣,编织刺绣,张灯结彩,等等。人们直接以身体投入生产、生活、娱乐等生命活动中,并在身体的实践中反复体验生活的苦涩与甜蜜,生命的悲怆与愉悦。“手造”承载了人类的丰富的情感和想象,蕴涵了深沉的身体记忆和生命体验。“手造”作为身体实践何以能够蕴涵情感和生命体验呢?
传统上对情感的探讨有物理主义和心理主义两种思路,前者认为情感是外界刺激的结果,后者认为情感是人的心理能力。然而,梅洛-庞蒂通过探讨性欲,否定了这种表象式的思维,在更一般意义上揭示情感特别是爱情的本质。性欲的表现形式就是爱情,它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最为炽热和隐秘的愿望。按照梅洛-庞蒂的观点,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爱情,首先就是身体意义上的一种活生生的愿望,是“一个身体针对另一个身体”的趋向或向往,而不是“不是针对一个我思对象的我思活动”[3]P207。因此,情感并不是某种抽象的心理能力,也不是某种外在的物理刺激。人有情感,乃是因为他有身体。身体是情感的承载者,也是情感的发生地。一种情感直接地就是一种身体的姿态和运动,一种身体的姿态和运动直接地就呈现为一种情感。任何真正深刻的情感都离不开身体及其实践行为。
“手造”之所以能够蕴涵情感,是因为人在“手造”实践活动中须将自己的身体投入其中,以身体调度整个的自己——包括他的力量和技艺,他的智慧和想象力,他的意志与疑惑,他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祈愿等,并通过他的双手,叩问“物”,纠缠“物”,改变“物”,他自己也为“物”所改变,成就为他的充满艰辛却也温情脉脉的生活世界。在岁月经久的反复中,身体的“手造”实践也就成为“手造”实践的身体,与“手造”实践的身体相伴随的,是他的情感、思想、意愿、生命感等。
在工业生产仍占主导地位的今天,现代人类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被工业生产规训和固定,劳动中的身体不是自由的身体。工业生产在本质上拒绝生产者对产品的个性介入或干预。工业生产线上的工人必须遵循既定的生产程序和生产标准,严格操作,容不得丝毫的个人发挥。产业劳动克服了手工制作的个性化特征,变成了单纯技术的表征,技术与艺术、产品与情感发生严重的断裂。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环境、身心健康保障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改善,与马克思讨论的工业革命时期的产业劳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现代社会的人类生产仍为工业生产所主导,甚至在个别领域,人类劳动进入了信息更为密集和超载、精神更为紧张和焦虑的境况。吕品田先生说:“复制化的现代生产方式决定了现代人在人文意义上的‘孤独’和‘绝望’。”[19]可以说,现代生产方式成为现代人的情感和生命感荒芜之地,令人不堪重负。
可是,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手造”组织现代人类重返身体实践,为现代人自由而整合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提供了可能,为身体蕴涵情感、承载生命提供了文化空间。“手造”实践中,身体与心灵是一系的。因此,实践的身体总能蕴涵情感和生命体验,这与工业生产迥然有异。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说:“手与机器根本的区别在于,手总是与心相连的,而机器是无心的。”[20]以现象学立场看,身体既非单纯的物质,也非单纯的观念,身心总是不可分的。“思想、观念、情感、意愿与他的身体、他的身体的姿态、表情、言语、动作浑然天成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他的身体直接就是思想的表露,而思想也只有借助于这样的身体,这样的动作才得到最恰当的表达。”[6]P94身体不仅是思想与情感的载体,而且直接的就是思想与情感,反之亦然。“手造”所以能够蕴涵情感,不是因为人把情感抽象地投射其中,而是因为“手造”作为身体实践行为直接的就是情感本身。正因为“手造”行为是心与身、灵与肉不可分的活的显现,是人的生存本身,它才蕴涵思想与情感,伴生期望与愿景,弥漫生命体味。理查德·桑内特认为,“技能型的工作并非缺乏想象力,获取技能给匠人带来的情感回报包括能在可感知的现实中找到归宿,能够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9]P5。作为身体实践,“手造”蕴涵人的浓厚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由此释缓乃至消解工业时代现代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荒芜等问题。在文化产业背景下,“手造”惠及至更多的人,复活了为社会分工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所一度僵化了的身体,焕发了一度荒芜的情感与生命体验。
总之,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手造”实践恢复了身体与世界的联系,焕发了现代人类的生命力,蕴涵了情感与生命体验,重建了温情脉脉的生活世界。
在现代文明及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提倡和阐释“手造”,意图并非使社会生产倒退到前工业时代的手工制造,而是在工业生产仍居主导的现代世界里,为人类的身体及其感知、情感生活争取和保留一定的空间。在文化产业背景下,“手造”复苏,重返生活世界,为现代人类寻求感性生存空间、摆脱技术理性束缚提供了某种可能。作为文化产业的“手造”组织更多的现代人进入身体实践活动,恢复人与“物”和世界的对话,焕发身体及其感知。在“手造”实践中,身与心、灵与肉的浑然一体的“人性”得到了活生生的显现。由此,现代人类在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得以蕴涵这个时代的情感生活,建构这个时代的诗意人生。研究“手造”的身体属性及现象学意义,有助于探析文化产业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手造”传承的价值与思路,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人的身体意识、情感与心灵生活的领域,重新寻找和建构当代中国“手造”的价值和意义。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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