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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向丽：观看之道与本土美学（一）

时间：2024-04-13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28 分享：

“本土美学”是一种长期被遗忘的存在，即便在关于原始艺术的相关考察中可寻觅些许讨论，也往往只是吉光片羽，而这也正映照出了《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独特的光芒。该书为我们展示了两种观看之道：“原生性观看之道”与“反身性观看之道”，分别从“如其所是”和“反身性”两个维度，为本土美学的建构提供了当代向度。本土美学指的是世界各地独立于西方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关于审美经验的思想，它虽然具有杂糅的、叠合的和流动性等特征，但仍然本真性地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地方依恋”感，并以“自然”“地方”“脉搏”为素材，借由“依恋”与“连通”，为全球文化生态重建提供了一份富于灵性的疗愈和治理“指南”。

在20世纪后半叶，由于文化、政治和个人的原因，原住民电影制作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也引发了原住民媒介研究者的相关考察与研究。尽管已有著述涉及非印第安人影片中的种族主义和刻板印象，但史蒂文·莱乌托尔德的《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以下简称《本土美学》）可谓第一本对美国印第安人电影美学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然而，《本土美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恰如作者在本书一开篇所指出的：“'本土'可能是西方哲学的历史民族中心主义所忽视的一个美学基本概念，但它却又直指跨文化概括方面的困难。”的确如此，“本土美学”是一种长期被遗忘的存在，即便在关于原始艺术的相关考察中可寻觅到些许讨论，也往往只是吉光片羽。此种遗忘源于西方传统美学中心主义自身的傲慢，它甚至试图用一种从科学那里搬来的“安全感”轻松地将这些问题打发掉，因为它不想暴露自己，从而进入无处隐藏的开阔之地。

《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作者史蒂文·莱乌托尔德（Steven Leuthold），现任美国北密歇根大学艺术与设计史教授，曾任教于雪城大学。研究和教学兴趣主要包括世界艺术史、现代设计史和比较美学

“本土美学”作为一种观看之道，正是以其反身性批判之维对于这种遗忘与安全感，以及蕴藉其中的幻象与暴力提出质询，并为原生社群和非本土民族传达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其深远性在于，一方面，本土美学为我们提供了“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并且是一种由文化持有者呈现的自我表达，从而以审美和艺术实践当代社群认同与复兴，而非依赖于他者的某种浪漫主义的同情，后者在诸多情境下往往可以轻盈地撤退；另一方面，本土美学从沉寂中苏醒，将发起一场具有爆炸性能量的持续性的审美革命，同时以自然意象、土地依恋、与过去的连通感提供社会疗愈与治理的审美配方。

《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英文版封面

在当代谈论本土美学的建构，并非一种脱离当下语境的招魂术，恰因“本土”经验的稀缺与可贵，给了我们一个谈论它的最好理由，使我们得以为那些被压抑的和被“抹黑/羞辱”发声，并最终回向全球文化生态的重构与平衡。其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在于，“本土美学并不是一种沉浸于后现代原始主义（postmodern primitivism）的怀旧术语。相反，该术语指涉的是，在当今本土民族的艺术和媒介中存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本土民族的审美经验如何影响、丰富并挑战非原住民文化成员的方式”。而要“看见”这种影响和挑战，我们首需从“观看之道”及其双重镜像的交互性对话开始。

一、观看之道与本土美学建构

《本土美学》本身有如一部多声部的影片，为我们展演了两种观看之道：“原生性观看之道”（native way of seeing）与“反身性观看之道”，前者主要借由原住民纪录片表达先例以及当代原住民媒介表达加以呈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西方浪漫主义叙事的“灵境”，它主要基于对“脉搏”（pulse）与“本质”（essence）的捕捉；后者则开启我们对于原住民观看之道的反身性认知与自我重构，从而为当代社会疾病提供诊断与疗愈方案。两种观看之道及其实践，共同建构出本土美学的双螺旋结构，任何一维的缺席，都将会导致本土美学叙事的中断，或流于一种新奇而孱弱的姿态。

首先，让我们以一种倒叙的方式回顾第一种观看之道，这部分来自本书第四章至第九章的素材。这几章主要谈论：艺术、媒介与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本土媒介中如何兼容教育的、修辞的和美学的目标；当代本土媒介如何成为原住民文化和美学（以美洲原住民纪录片的表达先例为表征）延续的产物；美洲原住民的媒介纪录片是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表达，它们能否或如何呈现出一种原生性观看之道，以及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如何在显现原生性观看之道的同时，又避免抽象的和易于赎卖的“印第安性”，或从印第安性的公式化表达和还原主义中解放出来；原住民的表演艺术如何融入审美体系的建构，从而以“意义之网”的编织通达集体认同；宗教和自然这两大主题如何塑造了本土审美表达和原住民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等等。

《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书中插图，昌西·奈博伊亚，出自约翰·博登（John Borden）纪录片《一个纳瓦霍家庭的四季》（Seasons of a Navajo）（1984）

借此，《本土美学》实则是在当代多重文化叠合的语境中谈论“原生性观看之道”的，而并非将其放置于一个相对纯粹静态的他者视角来看待，印第安性的刻板印象既是原住民电影制作有意识悬置的，也是该书作者不遗余力所指摘的镜像。莱乌托尔德自述试图通过分析两位著名导演乔治·布尔多（George Burdeau）和维克多·马萨耶斯瓦（Victor Masayesva）的影片与视频的风格特征，以了解最近的纪录片是否揭示了一种“原生性观看之道”。该书研究表明，在通过纪录片构建印第安视角时，摄影师与其所属社群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特定主题的发展，实则已超越任何特定的形式或叙事特征。媒介就其起源和形式发展而言都具有跨文化性，因此，仅仅基于形式上的考虑，无法明确地界定某种单一的本土纪录片美学。但是关于诸如“神圣事物”的原住民见解，以及围绕于此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社会条件，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影片所聚焦的本土美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我们探寻原生性观看之道的核心，它提醒我们，无需囿于形式上的纠缠，诸如，对于外来语言和新媒介的采用是否会破坏自身的本土表达？像这类问题已不再变得折磨人，因为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本土民族可以通过一种反利用机制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与整个世界进行有效沟通。最为关键的是，“原生性观看之道”正是基于与“神圣事物”的联结与连通而抵达本土美学的内核。

左为导演乔治·布尔多（George Burdeau），右为导演维克多·马萨耶斯瓦（Victor Masayesva）

如下，我们将以一种蒙太奇的方式来呈现“原生性观看之道”的多重奏，在一种貌似无序的快感中仍然可见其整一性，从而召唤“反身性观看之道”的出场。无疑地，在美洲原住民纪录片的表达先例中，我们可以找到这种原初性的镜像。诸如在兽皮、岩壁或巨石上的象形文字和岩画、羽毛笔与珠饰以及账簿画等相关记录，都有助于构成本土视觉“语言”，重申他们社会中那些古老的基本价值观。无论是倾向于公共仪式主题，诸如神话的、象征的和抽象的主题表达的西南壁画，还是融入个体性和幻象性成分的平原印第安人艺术，都表达了记录和保护传统文化的愿望。尤其是，在原住民纪录片表达先例中，有一些基本主题与今天仍在激励着纪录片制作人的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诸如关于伤痛与疗愈，文化羞耻，母语的丧失，动物和自然，以及围绕它们的社交场合如何作为重要的美感所在，审美和仪式活动的更新与社群凝聚力建构等。

《狼嚎》，南部夏延人（Southern Cheyenne），1849-1927年，《欧柏林纪事画》第92页，墨水、铅笔、水彩和蜡笔8x12 1/4 英寸，《欧柏林纪事画》第92页，欧柏林大学艾伦纪念艺术博物馆。雅各布·考克斯夫人捐赠，1904年

对美洲原住民纪录片的表达先例的回溯，旨在探讨当代本土媒介如何成为原住民文化和美学延续的产物，并继而聚焦为这样一个问题：美洲原住民的媒介纪录片是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表达？通过对布尔多和马萨耶斯瓦两位本土电影人的纪录片进行冗长而具有实质性的讨论，莱乌托尔德提出的结论是，的确存在这样一种表达，通过制作的作品和如何制作可见出。布尔多的整体风格是个人化的，他的叙述多聚焦在富于吸引力的个体私人生活上，并擅于通过叠化、镜头相互交切、慢速摇摄、景观俯瞰、特效镜头等手法创造视觉和叙事情节，以引发对外来侵入的同情感，以及对于原住民慢速经验的尊重，同时力图充分发掘新技术的巨大潜能，创造超越过去边界的新型印第安社群，从而有助于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层面增强社群团结感。马萨耶斯瓦也同样把历史和鲜活的文化传统作为题材和灵感的来源，但他的力量则在于“强烈的视觉效果”，从而创造出一种令人沉思冥想的氛围。这种氛围聚焦于马萨耶斯瓦对地方性和族群经验的深切关注，诸如他在《我们是霍皮族》里就尝试着展示霍皮人独特的观看方式。在马萨耶斯瓦看来，这正是原住民电影制作人的责任感，也是一种作为个人、氏族、部落以及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这也正是印第安电影人的存在境遇，并由此希望参与并发展一种印第安美学，这种美学始于神圣事物。

维克多·马萨耶斯瓦（Victor Masayesva）的两部作品，左为《想象印第安人》（1992年），右为《我们是霍皮族》（1984年）

这种作为本土美学诞生始基的神圣事物，主要由“宗教”和“自然”两大主题构成，并由此塑造了本土审美表达和原住民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从而最后聚集为“本土地方美学”的建构。正是在这一点上，“原生性观看之道”与西方审美制度大相径庭。关于“宗教”，莱乌托尔德为它赋予了深层次的意义，“我指的本土宗教不是有组织或制度性意义上的宗教。相反，宗教指的是一个人对其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深刻感受”。亦即，宗教指向的是与宇宙自然的深刻感知和连通感。“在本土文化中，艺术的传统功能与宗教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除了艺术在宗教表达中的作用之外，很难谈论艺术的社会功能。”这与主张美善观念分离的西方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性的，往往将经验相分离，而本土思想则是综合性和连续性的，尤其强调艺术的集体功能源于宗教，从而将日常现实转化为精神现象的力量。在莱乌托尔德看来，这种力量只能授之于一种深刻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它是本土美学的核心，并且源于对自然“脉搏和本质”的捕捉。借此，“原生性观看之道”以“宗教”“自然”“地方感”“脉搏与本质”以及“连通感”等，呈现出了本土美学的关键意象与表征系统，从而向“反身性观看之道”发出了吁请。

乔治·布尔多（George Burdeau）的两部作品，左为《美洲原住民》（1994年），右为《谁的过去？》（2000年）

这种反身性主要聚焦在关于“本土美学中有‘艺术’吗”这个问题上，这主要源于，本土美学中实则没有西方美学意义上的“艺术”。也正是“艺术”这一术语的缺席，揭示了本土和西方文化中审美经验的本质差异。但这并非承认本土美学中没有艺术，而是直接指向了西方对于艺术定义的极端狭隘性。本土美学中的艺术是具身性的和沉浸式的，并且通常是宗教性的经验，而西方艺术制度则多局囿于对其形式的关注和超验性反思。当代西方艺术的自主性、独特性、非功利性、自我认同、自我确认、创新性、无规则性，以及艺术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等特征，与大多数本土美学体系背道而驰，或至少，对于描述本土表达而言，这样的“艺术”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术语。原住民所通常认为的艺术则是面向社群的，是关于神圣的表达，是有用的，并且，美是功能性的结果，等等。无疑，这是两种旨趣迥异的审美制度，对此可能有几种相应的反应和选择：（1）承认原住民文化没有艺术的术语；（2）认为某些原住民文化中有艺术，但只是在微弱的意义上；（3）拓宽西方艺术概念，从而为本土美学提供一席之地。尽管莱乌托尔德指出这三种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反身性，但他同时意识到，如果只是做微调，比如承认他们的表达是“艺术”，对本土民族而言仍然是很成问题的。这源于“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成问题的术语，从而提示我们转向对现代主义和普遍主义、尚智主义（intellectual fashions）、“民族”艺术、美与善的重新思考，并提醒我们，运用机械主义、唯物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去观照和理解本土美学是异常困难的，甚至也是危险的，从而向西方审美制度发出了极大的质询和挑战，并以“本土美学”为视点对“艺术”“审美”等概念进行了全景鸟瞰式诠释。

《本土美学：原住民艺术、媒介与认同》书中插图，艾伦·豪泽（Allan Houser），美洲印第安人艺术家系列

据此，“原生性观看之道”与“反身性观看之道”分别从“如其所是”和“反身性”两个维度，为本土美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内在机制。“本土”一词是一个在该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与此相关的有“本土媒介”“本土地方美学”“本土审美表达”“本土美学”等。概言之，在当代语境中，“本土”是非常难以界定的，它原初主要指涉属于特定的某个或某几个区域的传统、器物、自然标本等，自20世纪70年代后又具有了政治含义，并渐至成为反殖民主义组织的精神内核。亦即，“本土”既是一种地方性观念，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国际性的、反殖民主义政治运动的表达。于此，“本土”是流动的、建构的和文化适应的结果。“本土媒介”是本土民族不断形成或协商的集体认同的来源，它意在重新获得社群对部落生活描述的控制权和自决权，并充分展示内部持有者的眼界，从而唤起文化参与感的深层次情感。此外，本土媒介对于技术和文化创新采纳包容态度，同时兼容教育的、修辞的和美学的目标，提供了与过去的联结感，并融入对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建构之中。“本土地方美学”则强调以一种连通感或地方感，解决群体精神失落的问题。“本土审美表达”作为一种总体性的范畴，是表达“地方依恋”的美学实践，它在唤起原住民社群内在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的同时，也具有深远的跨文化意义。借此，“本土”“本土媒介”“本土地方美学”“本土审美表达”最终都将汇聚为“本土美学”的意义与实践。

莱乌托尔德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所谓‘本土美学’，我指的是在世界各地独立于西方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关于审美经验的思想，亦即本土民族关于艺术所持有的看法。然而，由于大多数本土民族都有与探险家、研究者、传教士、移民和征服者相接触的历史，因此，关于当今本土美学的研究，事实上都是跨文化的”。可见，“跨文化”是理解本土美学的当代语境，但跨文化绝不能成为将西方范式强加于他人的审美生活的托词，在此意义上，莱乌托尔德明确表达了对原住民艺术家洛蕾塔·托德（Loretta Todd）看法的赞同。概言之，“本土美学”是诸多群体审美经验中一种共通性存在，它虽具有杂糅的、叠合的和流动性等特征，但仍然本真性地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地方依恋”感，从而以“自然”“地方”“脉搏”等神圣事物与过去／历史相连通，在灵性、美与伦理的错综交织中，召唤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观看之道”。这并非仅是一种对于“美好旧时光”的浪漫思慕，而是在对人类进步代价的共同承担中，最终通达全球文化生态平衡的重构。

作|者|简|介

向丽，哲学博士，现任云南大学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审美人类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云南大学文学院审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社科基金结项评审专家，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出版和参编著作、教材、译著12部；在《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国外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国家重大项目子课题等科研项目11项；获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一等奖、云南省社会科学奖一等奖等。入选云南省“高层次人才培养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18）、中宣部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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