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画”这个词，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早有引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遗策”（竹简）中，就开列着“漆（髹）画钫”“漆（髹）画食盘”“漆（髹）画厄”等。从词义看是作动词用，无非是指用漆作画而已。我们现在谈的漆画艺术，其“漆画”二字是作名词用的，虽然亦有用漆画的画之意，主要却包含了作为一个画种的含义。

这个画种的诞生，在我国仅是几十年的事。直到1984年才以独立的身份成为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一个组成部分，紧接着于1986年举办了首届“中国漆画展”。尽管现代漆画在初露锋芒之际就以它的特有魅力使众多的观者大开眼界，然而较之于国画、油画、壁画等其他画种，漆画知名度尚远远不及于它自身的价值，这就使我联想到漆画艺术存在价值的探讨。

漆艺界都把我国的髹漆工艺的悠久历史推溯到7000年以前，其根据是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一件内外有朱红漆髹涂的木碗，这只朱红漆木碗，确是迄今为止我国髹漆史的最早物证。然而以漆艺而言，还不能提供在技艺方面的更多资料，作为漆艺中的漆画，自然谈不上有更多的直接联系。

我国的髹漆技艺水平，汉代是一个高峰，尤其是“用漆作画”技艺之高超，至今仍保持着无与伦比的高度，这在许多出土的汉代髹漆器物上都得到了体现。那流动卷舒的云气、姿态各异的神兽纹饰，其线条的苍劲有力、用笔之果断熟练，已显示出艺术的成熟和相当的功力。其实作为漆画艺术，这种技艺和功夫应该看成是正宗的绝招，汉代漆画的特色，至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仍然保持并有所发展。

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朱然墓中出土的大批彩绘漆器便是佐证，这些漆器上的画面中，用线的流畅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漆棺上的纹饰线条相比毫不逊色，力度感似乎有所减弱，然而用漆画表达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活动，可谓是汉代漆画的发展。就其形象塑造的把握能力而言，无论从造型还是在漆性材料的控制和驾驭方面都是有极大进步的。又如1966年在山西大同石家寨村出土的北魏时期木板漆画，原物可能是一座屏风，人物的面孔和服饰涂以白、黄、绿、橙、蓝等色漆，也很有特色。但是，这种用漆作画的技艺，随着漆艺手法和装饰材料的多样和丰富又有所削弱，逐渐被“平脱”“刻嵌”等新技法所取代。到明清时期，雕漆和镶嵌几乎成了漆器装饰的一统天下，这种发展趋势，从如何充分发挥漆材料特性的角度看，反而显得有些背道而驰，因为雕、刻、嵌、镶手法的加强，实际上是漆性材料及其技法发挥的削弱，精雕细刻的结果，漆艺之漆只是起了粘胶剂或衬底作用，这对于漆画艺术来说更有喧宾夺主之感，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当今漆画家们的重视和深思。

我国有数千年漆艺传统的光辉历史，何故在近几十年间才出现漆画这样一个独立画种？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或许对于漆画艺术今后的存在价值与发展有促进作用。

真正的绘画样式，在我国要数独立的卷轴画，在西方应该是架上绘画。尽管我们现在把古代洞窟画、岩画、壁画、画像石、帛画等都作为绘画史的组成部分，然而细究起来，它们与纯艺术之间尚有质的距离，因为这些古代画作在当时当地都有着其自身的功利目的。汉“武帝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汉宣帝将11位功臣像画于麒麟阁，“图画烈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是起教育作用；而汉墓出土的帛画，只是墓主人向往死后升天的形象表达，特别是马王堆的帛画，形如旌幡，更算不上是真正的绘画作品。就像大量的欧洲中世纪宗教壁画或祭坛画一样，这类画作只是宗教内容的图画化，图画的作者实际上只是受命服务而已，如果要分析其艺术性的话，则主要是形式表达的巧妙和工具材料的熟练掌握和运用上。作为当今绘画创作的主要标志，一是作者审美思想的抒发和体现，二是娴熟技巧的显示和表达，那么当我们追溯悠久传统并予借鉴之时，就应有所比较、有所选择。（未完待续……）

冯健亲：教授，博士生导师，男，汉族，1939年11月生，浙江海宁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原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原民革中央常委、江苏省主委。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主持工作），现任中国美协漆画艺委会名誉主任，江苏省艺术教育委员会主席。1961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并留校任教，1989年8月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1991年12月至2008年7月任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