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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读 | 齐鲁土布彩印花包袱的审美创造

时间：2023-10-18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236 分享：

花包袱，也称“花袱子”，在各地均有流行，山东地区的花包袱特点鲜明。

目前，对于花包袱的理论研究多是对其制作技艺的关注，而对其作为人生礼俗用物的民俗内涵，以及其作为造型艺术的审美创造的解读较为阙如。

花包袱作为人生礼俗的物质载体，其纹样、色彩谙蕴了怎样的民俗隐喻？又何以传达出百姓淳朴率真的功利诉求？花包袱何以反映出乡土社会美善合一的雅俗观？在今日又具有怎样的价值承担？

本文试以山东地区花包袱的民俗日用为背景，阐析其视觉层面背后蕴含的生命意识与心理情感，亦即花包袱吉祥寓意背后潜流着的民俗之用与审美心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山东地区花包袱以手工劳作方式造物的当代文化价值。

一、人生礼俗的吉庆物件

在传统乡土社会，包袱是放置衣服、杂物的必用之物。在过去的乡间常常可以看到“年轻妇女或步行，或骑驴，怀间抱着一个花包袱；一个媳妇，行走在田间小路上，一手抱着孩子，一边手臂挎着个包袱，或者，媳妇抱着孩子在走，她的丈夫或是兄弟，担着或提着白条编的篓子，篓子里盛满了礼物，上面盖着好看的包袱”。

受孔孟学派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尚礼仪”的山东地区，“来而不往非礼也”，花包袱常作为民间走亲串友互赠心意的日常用物。

花包袱除作为日常用物之外，还广泛运用在当地的“传启”和“迎娶”等婚俗仪式中，山东地区不同地域对花包袱的婚俗礼用略有不同，但均做对婚姻的美好祝福之意。

笔者通过对花包袱调研得知，在传统乡土社会沂蒙山地区婚俗仪式中讲究“传启”，所谓“传启”是经媒人说合及男女双方交往一段时间后进行的订婚仪式，所谓“启”，是指婚姻文书，在当地亦有“小启”与“大启”之说。

“传小启”是初步定议亲事，男女双方将姓名、生辰八字、籍贯等写于红纸并附有吉语，此许亲柬帖用于相互交换，此时男方家会备嫁衣、聘礼送往女家，女方常以亲自缝制的绣包等作为回礼，这些物品均用花包袱包裹，寓意着包住福气。

“传大启”即为正式婚约的礼柬，当地素有“传启四礼”之说，四礼即鱼、鸡、肉、粉皮，送礼时以花色包袱皮覆于礼品之上，以表对正式确立婚约的祝福之意。

今日，“传启礼”依然存在，在形式上与传统大同小异，但一些手工造物多被机械化制品代替，例如以前许亲帖是用毛笔书写，今日一般为电子打印；再如昔日“传启礼”所用的花包袱也从手工制品变为了工业印制，或代之以红布或绸缎包裹物品。

笔者通过对济南市商河县老人的口头调研得知，当地婚俗中人们依照用途将花包袱分为大包袱和小包袱。

其中大包袱里包裹新娘的箱柜、新衣、床单、被罩、茶盘等日用物品作为嫁妆，小包袱则裹有红枣、花生、桂圆、瓜子或栗子，寓意着“早生贵子”，婚礼当天由女方带去男方家。

在迎亲仪式中一般准备四个、六个或八个花包袱，其中花包袱数量及花包袱中的一对红毛巾、一对红镜子、一对红色香皂盒等日用品，取“好事成双”寓意爱情婚姻美满长久。

为方便布面对角折叠，所以花包袱为正方形，每个包袱对角相叠不打结而是用红绳缠绕，因“打结”在民间具有结怨、结仇之意，所以包袱“不打结”意为男女方两家日后和睦相处不结仇怨，以红绳缠绕则取红色喜庆之意。

此外，花包袱除“不打结”以红绳缠绕外，还有的地方是将花包袱两两相系，寓意新人喜结连理。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将花包袱“打结”或是“不打结”，百姓均善从求吉心理出发对其做出合理解释，生动体现出百姓对待生活能动的、唯我的认知态度。

迎亲队伍接亲返回男方家后，花包袱一般由女方娘家年龄在 6岁至 14岁的直系亲属或近亲作为送亲童子，每人抱一个花包袱送入男方家，男方家依俗给每个送亲童子红包。

让年轻的孩子抱花包袱送亲，在当地具有寓意新人多子多孙的祝福之情。婚礼过后花包袱将作为纪念物，被新婚夫妇珍藏，当地也有等子女长大后将其赠予子女的习俗，俗谓之“传福”，是取包袱的“袱”谐音“福”之意，意喻留住福气代代相传。

花包袱的使用紧密贴合于生活日用与人生礼俗，除婚庆礼俗外，花包袱也被广泛运用在出生礼、满月礼、百天礼、成年礼以及祝寿礼等人生礼俗。

从上述可以见出，作为装裹礼品的吉庆物件，花包袱承载了民间重生、睦亲、尊老等优良传统。几尺见方的花色布面上“美”与“善”的自然流露，将花包袱的图案装饰转化为惬于心、合于意、表于情的幸福感与温馨感，为民众的审美意识表达提供了显在的物质载体，通过视觉形象的喜庆生动带给人们心灵的慰藉。

《鲤鱼跳龙门》包袱鲍家虎藏

二、吉庆欢娱的图像

在构思设计花包袱造型纹样时，人们通常从熟识于心的动物植物、传说典故中择取题材，并在生存繁衍、纳吉求福的功利意欲影响下，使用象征、借比、谐音等手法赋予其理想化意义。

这种理想化意义体现在花包袱各种形式元素的运用，均呈现出人们在审美实践中高度的自由性、主观性和创造性。

花包袱的主题大多围绕着婚嫁、求子、财禄等，其中婚嫁类图像诸如金鱼戏莲、狮子绣球、蝶恋花、凤戏牡丹、喜鹊登梅、双喜图；求子类有瓜瓞绵绵、麒麟送子；财禄类有鲤鱼跳龙门，等等。

花包袱中的传说故事、鸟兽鱼虫、花卉蔬果在民间都具有着特定的吉祥语义，如石榴饱满丰硕，代表多子多福；牡丹艳美浓郁，寓意着富贵吉安；瓜藤绵绵缠绕，寓意生命蔓延。

除上述单体物象外，花包袱的图案纹样常通过特定的组合传达祥福兴盛之意，例如鱼与莲花的组合既意味着连年有余，同时“莲”象征女性，“鱼”象征男性，金鱼闹莲暗喻男女相合、夫妇和美之意；再如龙凤呈祥图案亦喻阴阳相合、姻缘美好。

花包袱的造型形式体现出百姓“求活”的审美创造力，制作者无羁的想象力为花包袱创造出了天真活泼的艺术形象，例如花布中动物体态的憨厚天真、五形俱全；植物图案的硕果累累、互不遮掩。

手工艺人巧借动植物生气活泼的神态特征及健康壮硕的形态特征，用以传达对待生命、生活的期望之心，这种鲜明的审美情感正是民众心性之源的生动呈现。

花包袱的吉祥图案传递着百姓祈望儿孙满堂、福寿双全、生活安康等内在心理期待，人们将己心之愿诉诸于花布的造型形式，欲以求得心田中的理想与欢乐可以切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世界。

除上述特定形式组合作为花包袱画面主体之外，制作者为增添画面的装饰性常以求全、求满为意旨。

整体视觉上以方形环环相套呈现律动有序的环状布局，并以花纹、圆点、吉祥结等传统符号作为包袱的四边装饰，图案的疏密、大小、简繁，以及色彩的明暗、浓淡，整体排列极富节奏感和形式美。

花包袱的形线、色彩变化多样，对比强烈但并不凌乱琐碎，图案配列讲究匀齐、对称、呼应和连续性，花式纹样天然质朴，所有的变化在几尺见方的土布上有序存依，具有均衡统一、完整饱满的美感，体现出民众活泼自由且不失理性的审美创造力。

在农耕文化影响下，重视经验性的传承，人们依据着代代相传的吉祥符号和既定的规范、程式，将形式与技艺致用于生活。

尽管“传统民间艺术题材和纹样中蕴藏的原始内涵已经或正在淡化、消失，衍生文化现象的出现掩饰了本原的东西，使民间美术已转化为一种吉祥符号、一种装饰手段、一种心愿表达的媒介”。

但花包袱所承载的美好寓意却连同古今，其吉祥图式并非枯槁僵滞的历史生成，而是潜隐在民众心田，穿透着个体与集体的创造心智、连接着传统与现代的审美意识、凝结了感性与理性，统摄着形式与内容。

花包袱所依循的那些既定认知模式，今天依然活跃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形成山东地区民众鲜明、稳定、敦朴的传统审美习惯。

《龙凤呈祥》包袱潘鲁生藏

三、浓烈古朴的色彩

花包袱多以红、黑、蓝、白等纯色作为布面底色，并喜在其上搭配各种吉祥色，在视觉上呈现为古朴拙真、喜庆庄重、热烈浓艳，体现出民间画诀所云“红红绿绿，图个吉利”“软靠硬，色不楞”“红靠黄，亮晃晃”“黄喜绿，绿爱红”。

其中硬色为红、绿、黄、紫、蓝等纯色，软色则如粉红、淡黄色等，软色与硬色结合，使色彩的浓淡、冷暖、明暗，交适相依尽显变化。

民谚“鹅黄鸭绿鸡冠紫，鹭白鸦青鹤顶红”，正是对花包袱用色的准确表述。花包袱色彩搭配呈现出各层色相的深浅不一、井然有序的美感。

花包袱花花绿绿的图案色彩曾被视作是其“俗”的表现。实际上对于彩印花包袱的雅俗，应考虑到其受众及特定阶层的审美趣味。“物质环境的差异是存在的，审美的不同也是有的，但是绝不能说民间艺术的创造水平和审美内涵比雅文化的少或低。”

花包袱的图像纹样与色彩所承载的吉祥寓意以及在人生礼俗中的价值，均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理想追求休戚相关，花包袱的世俗意义生动表露出民众对现实人生的重视。

花包袱的“俗”正是中国民间传统审美趣味的真切表达，它真诚而热情、古朴而稚拙、清新而烂漫，风格古朴、极富乡土气息。理想化的情感表达无形中为花包袱增添了“俗”中的“雅”气，可谓大俗若雅。

人们对于鲜艳色彩的青睐不仅出于视觉的需要，更源自他们追求生活幸福的心灵渴求。传统乡土社会物质生活的现实境遇，促使“民间审美意识往往使主体乐于把现实生活中的人生要求和生命需要作为自己的审美理想；使主体乐于遵循自身的功利意愿和心之所向来进行审美判断和审美选择；使主体乐于将征服自然、改造现实、向往美好生活的理想和愿望诉诸审美形式”。

“大红大绿”的色彩，给人以喜庆、积极、热情、热烈、红火的心理感受，因此花包袱吉庆热烈的色彩，既能够唤起视觉的欢愉同时也是富足的象征，正是由于色彩的合于功利目的、切于人生需要，故其对于日常营生的点饰及审美情感的激发，具有着不容小觑的润育之用。

《狮子滚绣球》包袱鲍家虎藏

四、美善合一的创造思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见出，花包袱是制作者按照民众审美习惯缘情尽性的艺术创造，其主题、题材、色彩作为稳定形态的艺术图式是观念符号的物化，同时也是一定社会意识的产物。

正如王海霞所言：“当我们揭开笼罩在民间艺术表层附会的吉祥寓义后，我们便会发现它的本原意义、它的初衷就是对子嗣的企盼、对多产丰殖的期待、对福禄寿喜的追求、对性爱情爱的歌颂，而其终极目的都归结为对生命的礼赞。”

中国传统哲学讲究美善合一，常以“趋善”的审美创造，呈现出人们的心理期待与意向感知，进而使人们得以在“善”中体悟“美”。

俗云：“南乡的媳妇爱花花”，所谓“花花”实应有两层意旨，一方面是视觉层面的“花”，人们称其为“美眼”，另一方面则是心理层面的“花”，人们称其为“口彩”。

花包袱既在视觉上彰显民众的心意性情，又在心理上契合民众的精神向往，“美眼”与“口彩”的综合亦即美善相宜合一，呈现为民间价值观念中功利与审美的交织统一。

功利意识与审美意识相统一，是民间文化观念影响下民众审美意识的普遍状态。在百姓看来欲愿的传达与理想的实现，总是呈现为具有肯定性的价值观念，而这种对于肯定性价值观念的追求，体现为人们对吉祥语义和图案形态特征的关注。

花包袱中求吉、求寿、求康顺等合目的性功利欲愿，正映透出民间百姓趋利避害心理。由此可见，在民众的价值判断中功利往往先于审美，并且常诉诸于审美形式并在作品主题中占据主位。民众的功利诉求极有力地刺激着创作主体的目的自觉，借此构成了百姓用以寄托情怀的精神性力量。

就上述而言，花包袱所呈现出来“求吉趋善”的功利欲愿，正是民众俗世审美的物化表达。“文化观念造就的目的意识和认知模式，使老百姓习惯于从本己的心性要求和美好理想出发，将认识对象和自我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情感关系。”

花包袱图像与色彩内蕴着亲情与爱情，富于浓郁的乡土气息与人情意味。制作者将意向世界中的理想形态，通过吉祥语义的传达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性关照，将约定俗成的心知目见物化为渗透着人文含义的日用之物。

花包袱中所蕴含积极乐观的情感，源自于生活实践的需要，映照着寄寓生命愿许的光辉，花布上的每一图像纹样、每一色彩表意，均洋溢着民众的情感意绪与想象心力。民众对待生活的温情与向往，是花包袱的审美创造之源；同时，花包袱的审美创造反映出人们热爱现实生活、能动地体悟生活。

结论：花包袱的当代价值渗透着手工之用的人文之美

笔者通过调研得知，今日山东地区依然在使用花包袱作为人生礼俗的吉庆物件，但其所用的花包袱以工业制品为主。

机械制作取代人的劳动，化学染剂也在逐渐地取代植物和矿物染剂，使得手工彩色印花逐渐退出日常生活领域。

“民间手工印花布作为过去手工业时代的产物、现在也几乎淘汰，只有极少数的作坊维持，然而它所积淀起来的美，即用人类所特有的‘手’创造的美是不会因为生活的变化而枯萎的。相反，社会生产力越是向高度现代化的水平发展，人们越是需要原始的手工创作的美与之平衡。”

在今天看来，山东地区土布彩印花包袱虽是手工艺产物，但这不代表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已成为乡土社会的“过去式”。

沉积在其中的民俗喻涵与民众的审美创造，不会因时代的迁移而遗失曾经的魅力，这将是一种越积越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花包袱切近传统的乡土之质、古久而深沉的吉祥喻涵，丰富着人们的情感空间。

花包袱图像的隐喻、审美的创造、人生礼俗的价值承担等深刻内涵，在今天依然值得去探究。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北京民艺非遗研究院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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