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雕塑家代表中，涌现出一批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做出卓越贡献的雕塑艺术家，他们不仅是中国雕塑的创新与开拓者，更是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现代雕塑事业。慧心塑手，含章可贞，时宜先生则是这批雕塑艺术家中少有的女性雕塑家之一。

时宜先生1931年出生于北京，10岁离开北京。再度回北京，已经是1948年。后来因为喜欢画画，1949年至1951年则上了国立艺专预科，师从董希文学素描；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从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等；1955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毕业；1956年参加文化部主办的苏联雕塑家尼·克林杜霍夫雕塑训练班。1964年作品入选新中国成立15周年全国美展；1974年至1976年受文化部委托参与在西藏完成的集体创作《农奴愤》，1979年木雕《高原之春》入选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全国美展，1982年至1985年受福建省委托创作高1500cm的《郑成功像》，1986年赴爱尔兰、伦敦、巴黎等进行学术交流。1993年作品《跨海出征》获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颁发的年度优秀作品奖。另有作品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现代文学馆、长春世界雕塑公园等机构收藏。

时宜先生在雕塑艺术生涯中，创作出大量优秀的雕塑作品，以及速写手稿。她的作品主要围绕四个主题进行创作：人民主题、英雄主题、生活主题、文化主题。

一、察人民之生活，颂华夏之精神。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是人民的文艺，文艺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新时代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针，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民的生活与命运更是成为艺术表现的主要题材。在时宜先生早期学习阶段的雕塑创作中，则主要以塑造社会现实生活的社会普通的劳动人民作为主要创作题材，如作品：《社里老会计》《网球运动员》《老农》《阿妈》《高原之春》《牧歌》《卓玛》《惠安女》等。作品《阿妈》塑造的是一位耄耋之年母亲，这位年迈的老母，头顶头巾，面部布满皱纹，眼皮耷拉成月牙状，加上不自觉抿着的嘴唇，一位慈祥内敛且坚韧的母亲形象活脱脱出现在眼前，让观者产生怜悯之情的同时又多加了几分敬重；作品以朴素的塑造头像为艺术形式，朴素且直接准确的表现出人物特点，给观者呈现出雕塑造型艺术的独特魅力。

作品《老农》是1979年时宜先生参加全国美展而创作的木雕，雕刻一位上了年纪的典型老农形象。作品雕塑块面感极强，团块化的造型手法运用为老农的形象增加了量感，也为人物的性格心理多了几分深沉。凹陷的眼窝，凸起的颧骨以及那么多的都有规律的皱褶，特别是头部下方的一整块胡须，随着起伏的块面，不但体现出雕塑造型中的空间纵深之美，还表现出了北方老农豁达豪迈的性情。作品《老农》贴近现实生活，刻画出底层人民日常的质朴形象，做到了让艺术回归生活，回到群众中去，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宗旨。《高原之春》是时宜先生在1979年创作的民族题材的木雕，刻画的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哺乳完孩子后，亲吻自己孩子的额头的场景，画面温馨且欢愉。这位母亲强健有力的臂膀将还未站稳的孩子抚于怀中，孩子歪歪扭扭地试图往前迈步，母亲整个向右倾斜的造型与孩子富有动感的身体动态构成充满动感和生机的雕塑形态，尽显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护之情，整体构图富有动势美，彰显真情趣。

以现实生活为基点，塑造人民之形象，一直以来都是文化建设坚定不移的创作导向，而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艺术为人民服务，艺术以文艺之光照亮人性之美，以塑造人民之美发展文艺之路。时宜先生的人民主题作品以纯真的、质朴的劳动人民形象塑造了人民的光辉形象。

二、铸英雄之面貌，立民族之强魂。“叱咤天风镇海涛，指挥若定阵云高。虫杀猿鹤有时尽，正光觥觥不可淘”是蔡元培先生对郑成功的评价；“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则是毛泽东同志对英雄的称赞；“领袖七人齐挥墨，全民感事赞雷锋。诚知尽善方长久，敢灭私心易世情……不问英雄问列兵”更是雷锋钉子精神的颂扬。民族英雄从战争烽火中的英勇冲锋，到叱咤风云的一代将相，从雷锋精神的殚精竭虑，到革命抗战的英烈牺牲，他们都是铭刻在民族记忆中璀璨的光点，也是流淌在华夏血脉中的源泉。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1980年后，时宜先生围绕铸英雄之面貌，立民族之强魂的主题创作，创作《郑成功纪念像》《成吉思汗像》《东进—陈毅、粟裕双骑像》《丁汝昌浮雕像》《雷锋》《徐特立胸像》《被烧焦的母亲》等作品。其中，《郑成功纪念像》则是时宜先生整个雕塑生涯主要代表作品之一。1981年，时宜先生受福建省政府邀请，为这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塑像。作为雕塑艺术工作者，此项任务也是不可多得的创作机会与挑战。时宜先生本着闽台之间地理位置相近、根脉同宗、民俗相近、感情密切的关系原则，1982年开始创作《郑成功纪念像》小稿。在为期一年的时光里，创作出四件小稿，最终经福建省领导研究商议决定，将郑成功塑造为文武双全的形象，这也是对郑成功最贴切与中肯的评价。《郑成功纪念像》总高1570cm，宽920cm，重达1400多吨，由625块白花岗岩雕凿嵌接而成，这么大体量的雕塑，势必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出现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场地问题、翻制技术问题、工人问题、比例问题等。场地与翻制以及工人问题在厦门大学与刘开渠先生的支持下都得到了妥善处理，而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完成雕像后，脖子的比例在视觉上有些短，时宜先生最终克服诸多问题将脖子高度增加了10cm，也正是这10cm，因为环境因素，选择古代民间叫“巴杆”的吊装方法才得以完成。《郑成功纪念像》采用中国传统雕塑的“概括”处理方法和苏联“切块面”的表现方法相结合，人物整体内部结构概括紧密。脸部借鉴中国传统佛造像的面部表现方法，圆润、混整富有深度。大转折的衣纹表现以块面手法交代处理，其余衣纹以及服饰的图案则以中国传统线刻的表现手法表现，中西合璧，虚实有度。人物右脚向前，打破了直立单一的空间，使雕塑具有造型的动势之美。

时宜先生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街头巷尾象棋迷们忘我投入的走棋和观棋景象，创作的组雕《跨海出征》是出于对象棋中“楚河汉界”的思考以及相应历史事件的延伸，因此将帅、兵卒与对峙场面还原于“古棋残局”之中。时宜先生在塑造其中个别人物神情动态时，反复思考并且请教了象棋名家给予指正，使这件作品富有趣味性和互动性，也能使观者在这组群雕中找到生活趣味和情感寄托。组雕《跨海出征》雕塑语言概括朴素，采用团块式的表现形式，圆雕与浮雕结合，浑整且体量感强。造型语言疏密有致，通过身体服饰线条的疏密有秩与细致刻画的人物头部在视觉上形成鲜明的虚实对比，凸显人物性格形象。材料语言言简意赅，在人物肢体相接的部分还保留石材本身的质感，从而增强了雕塑整体的形式感与层次感。

1987年创作的《成吉思汗像》，较之前的《郑成功纪念像》截然不同，《成吉思汗像》雕塑作品中成吉思汗正襟危坐，人物结构严紧，衣褶概括但不失准确性。人物头部的表现，坐姿的整体动势，衣褶的处理采取自然主义的写实方式，逼真传神、干净利落，凸显出一代天骄的精神气质。人物右手握拳置于右边腿面上，给观者造成时刻准备迎战的准备。人物侧面动态展现出这位霸主除了霸气与刚毅外，还有严谨与机敏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成吉思汗头部的塑造则更有意思，面部眼角微微上扬，眼神和熙，漏出一丝慈祥的感觉，也为人物的气质平添了几分维度。塑像的下方靴子上的图案采用中国传统塑像中线刻的方式，为雕塑增添了几分装饰感与轻松感，厚薄有致，相得益彰。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百年奋斗历程中，英雄之精神始终是新时代核心价值观之凝聚。用英雄精神激励群众，引导社会从英雄精神中汲取力量，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三、聚焦社会生活，焕发时代气息。“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雕塑工作者，不但要做到传承艺术、讴歌时代，更是要真正接近民生风，观察生活，创作出接地气、有筋骨、有温度的优秀作品，展示雕塑艺术的风采，焕发时代之生机，生活之气息，推出响应时代、接地气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走向明天。20世纪后期，除塑英雄楷模外，时宜先生一直从未停止作为文艺工作者在自己领域的探索与创新，依旧面向社会生活进行创作，并且陆续创作出一批以新时代劳动人民为主题的雕塑作品。如:《昔日打工妹》《说唱》《剃头》《娃仔》等。《昔日打工妹》是时宜先生创作的一件铸铜雕塑，表现的是20世纪末打工妹手提手包，脚穿拖鞋行走的瞬间。作品采取相对概括写实的处理手法，用行走的构图方式，使整体雕塑更为轻盈，也与新时代女性风采对应。人物上身身穿传统服饰，脚穿拖鞋，寓意传统的思想向新时代思想过渡，从侧面也体现女性的地位在逐渐提高，表现出社会主义新女性的时代风貌。《说唱》是时宜先生创作的老北京民俗雕塑，像高190cm，立于北京王府井新东安市场门外，这件作品与其他作品不同，以双人组合的形式，展现出一对男女演奏曲子的场景。左边女子站立，两手微抬于腹部作说唱状，男子身穿长襟，坐在凳子上，手拿乐器正在演奏。这件雕塑作品男女塑造在虚实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女子衣纹没有采取写实的处理手法，而是根据人物特点需要及主题的需要，以中国传统雕塑“概括”的处理手法进行塑造，从领口一通到底贯穿整个人物，气韵生动。相比坐在凳子上的男子，则身穿长襟，多出了一些衣纹，而这些衣纹采用写实的手法，与女子一气贯穿的传统塑造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增强雕塑整体的节奏感。一站一坐，手抱乐器的动态呈现出典型的三角形构图。此件作品一方面运用了西方的审美特征，另一方面吸收了中国传统雕塑对人物形体的处理观念，表现出老北京艺人的精神风貌。

四、承中华文化之根脉，扬民族精神之精髓。城市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特色是城市文化的标志，城市人文景观建设更是城市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西安大唐芙蓉园规划建设于唐代芙蓉园遗址上，以“走进历史、感受人文、体验生活”为背景，展示大唐盛世的灿烂文明，是中国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这也成为被誉为”十三朝古都”的特色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丽人行》大型群雕正是时宜先生与著名雕塑家马改户先生，也就是她的丈夫一起创作设计完成的反应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型园林群雕，从设计到完成，将近一年左右，现在立于西安曲江大唐芙蓉园景区内。雕塑作品《丽人行》，运用中国传统卷轴观画的方法，以叙事的手法展开设计，共塑造了21位妇女，6个儿童，4匹有唐代特点的马和2条狗，空间构图主次分明，相得益彰，与环境达到融合的园林艺术效果，集中表现了妇女游春心情欢喜的情景。整个群雕共分为8组，放置于50多米的湖边园林中。前组人物表现的是3位女子初到园林欣赏春色的景象，前方是2位女子手持娟扇，望着蝴蝶，另一女子则带着孩子和小狗游春。中组人物则是贵夫人骑马而行。再就是几位舞女击鼓起舞，展现婀娜多姿的舞技。视线转向湖边，小女孩在用手拨水嬉戏，而少女则在洗梳长发，为整体雕塑增强了欢快灵动的气息。作品整体呈现出错落有致的构图方式，打破以往纪念碑式的创作构图，褪去了雕塑以往严肃的形象，拉近观者与雕塑间距离。骑马人物像是构图中心，她们身穿具有唐代服饰特点的长袖衫，里面搭配低胸衣裙，面部塑造细腻端庄，头梳高髻，肩披丝带随风飘扬，身穿薄纱朦胧柔美，薄纱贴于丰腴的身体，展现出饱满的人物体态。她们骑在马上或整妆私语，或牵马而行，马匹或缓步慢行或俯首吃草营造出了初春踏青游玩欢快的氛围。马匹是借鉴唐马造型特征，再结合浮雕的手法雕刻，将马匹腿部之间进行镂空的艺术处理方法，在视觉上造成虚实的视觉对比，增加了作品的节奏与韵律感。时宜先生在场景的设置及雕塑的放置上也进行思考，取消了先前雕塑规整的底座，直接放置于草坪与水边，让观者置身于雕塑群中与观者互动，增加雕塑的叙事感与趣味性，这也是该组大型群雕所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体现雕塑与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准则，在创作作品《丽人行》时，做到了尊重历史、尊重环境、尊循艺术审美，以前景将观者带入，营造大唐盛世的氛围，拉进观者与雕塑的距离，以达到园林雕塑的功能。

时宜先生的雕塑艺术风格与表现概括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雕塑写实，精神写意。在中国古代雕塑的长河里，如陵墓俑塑中，秦俑的身躯稍微夸张的写实，汉俑裸体身躯与头部不成比例的写实，唐俑华贵唯美的写实，宋俑生活化的写实，写实造型虽然造型风格不一样，却都是对生活的真实写照，虽然身体比例和解剖关系不够准确，但都是合情合理的、惟妙惟肖的生活再现。时宜先生的雕塑创作主题大多以写实性的表现手法刻画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人民和英雄人物，这种写实不是对人物形体骨骼的模仿与照搬，而是基于中国古代雕塑“神似”的表现理念，根据表达情感需要的意象写实，这种写实是追求神韵、不求写真的写实。李可染先生说，“我们是‘意象’，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传统雕刻的精彩所在。”[1]中国古代雕塑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从最根本的层面进行分析，它的审美特质是对神韵的重视和高远意境的追求，体现出十分鲜明的重“神”而轻“形”的创作倾向，并采用虚实相间的方式进行表现，将其转化为各种各样灵动的形体，创造出“形神兼备”的雕塑形象，达到精深的意象审美意境，从而塑造出表现对象的内在生命力，将外在的造型特征与所塑表现对象合二为一，创作出具有温度的雕塑作品。如《郑成功纪念像》，时宜先生借助了代表民族统一的英雄形象作为原型进行塑造，人物是象征性的、意象化的。时宜先生所表现的对象不是单单的一个人或是一群人，是代表中国整个华夏民族的人。从《郑成功纪念像》可以看出其中传递出来的民族精神在当下的存在状态，是中国20世纪末期汉民族文化精神的再阐释。雕塑的手法是写实的，精神是写意的，在块块巨石之下流露着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持续追忆。

二、强调雕塑空间团块化、体积化、概括化。时宜先生的雕塑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在雕塑作品空间处理上具有团块化、体积化、简洁化的艺术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造型上琐碎的空间构造。雕塑与空间是受轮廓约束的，在雕塑的内部，具备的张力也会受到空间的制约。时宜先生雕塑作品的特点是，习惯于运用大的体面转折和贯穿上下的大线条，在形体表现上采用圆方结合、圆中见方的表现手法，加强雕塑形体的饱满感和石块的力度、重量特征。如《跨海出征》组雕作品，在雕塑造型中，人物四肢的伸展完全有效地控制在团块化的形体之内，衣纹合理地贴在形体之上，既饱有体量又不失美观，伸出的琐碎部位也没有影响造型的浑整，较细的装饰线刻，也加粗呼应了整体团块化的身体。只有到近处才能分辨出哪些是服饰，哪些是衣纹。时宜先生的中后期的雕塑作品则运用“方多于圆”的理念进行形体把控，在方硬之中寻找塑造对象个性鲜明的精神表现，不但可以看到时宜先生对写实与写意、刚与柔、方与圆的具体运用，更可以看到她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体会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所带来的宽阔胸怀。

三、中国古代雕塑线刻手法与圆雕的现代转化。这类作品有《郑成功纪念像》《成吉思汗像》《说唱》《剃头》《丽人行》等。如《丽人行》，时宜先生将线刻与圆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古朴的刀法，融线于造型的形体之中，在不伤害形体体量感的情况下增强雕塑的整体气势，达到雕塑整体融合及细节突出的统一效果，并经过一定的提炼和概括之后，以简洁、自由的线性形式表达，表现出概括的抽象之美和流动的韵律之美，达到了“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的视觉效果。从远处进行观察，整组雕塑具有极强的整体感和建筑美，从细部观察，极富绘画的线条美感，雕塑也具备较好的体积感与优美的绘画感。线刻是趋于绘画与雕刻之间的表现方式，线刻也遵循绘画的标准，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中国画的品评标准“六法”。“骨法用笔”则是“六法”中的第二位，而时宜先生就是用大量带有体量且变化的线条线来表达自己对人物个性的理解，在追求内心“意境”的同时，对自己内心的韵律也进行转化，使之成为具有灵动气韵的线条，并根据人物整体的气质与主题概括设计，利用对衣纹力度的把控加强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对生命力的追求。从众多时宜先生的雕塑作品人物形象也不难看出，对象人物都具有中国人特有温良的气质，这是西方雕塑所不具有的，也是时宜先生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以雕塑写实精神写意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线的理解，并以多样的线表现着对象的性格特征乃至哲学思想。以线入塑，呈现出线条与形体、线与线之间一阴一阳的节奏感，以团块化语言结合线性语言，中西揉和，借古开今。

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要求作家、艺术家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与欢迎。作品是艺术家的立身之本，艺术家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时宜先生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雕塑家之一，在艺术风云变幻的环境下，针对中国古代雕塑的考察与保护所做的不懈努力；在中西方文化交融过程中，为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雕塑造型体系所做的不断探索；在关注当下现实生活中，为创作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作品所进行的有益尝试。都体现着严格质朴的创作态度以及传承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并运用中西合璧的艺术处理手法创作出大量优秀的雕塑艺术作品。时宜先生通过对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研究为以后的雕塑研究提供了创作理论借鉴。从时宜先生的雕塑作品中看出她注重对基层人民及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怀，印证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创作出具有自己独特雕塑语言与造型至美的作品，体现出艺术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价值。

民族的复兴，以文化的兴盛为强大支撑；时代的进步，以文化的繁荣为鲜明标识，让文艺事业为新时代铸造国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