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研究，从乡村开始，再到小城镇，进而到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再到全国一盘棋，最后到天下大同。

费孝通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把握中国社会变迁。1936年在吴江开弦弓村，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引入现代科技和机器，建乡村合作社，带领村民致富。1981年，费孝通第3次探访开弦弓村，惊喜地发现这里的乡镇企业崛起，后来将其命名为“苏南模式”。1996年，费孝通第20次来到这里，发现苏南模式在向珠江模式转变，朝向规模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在当时的语境下，费孝通是从轻工业而非文化角度来理解乡村手工艺的，而且认为手工艺必然会被现代工业所取代。在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手工艺被看作是一种活态的物质文化遗产，被看作是发展文化经济的重要资源。假如费孝通活到今天，一定能总结出手工业和中国乡镇发展的新模式，也即文旅融合的新发展模式。

费孝通关心的是工业下乡。套用这句话，艺术乡建、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质是文化和旅游产业下乡。而这并不意味着用城市文化殖民乡村文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就指出“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既然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并不在乡村，那么乡村文化重建，就不能脱离城市。但是，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模式必定不同以往的文旅产业，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前者是脱域的，后者是在地的。我们需在小城镇、在乡村的实践中探索新的文旅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乡村文旅都是乡村文化振兴，如梁克刚所说，空心村不算；村里有人，特别是有年轻人、有非遗传承人才满足乡村文化振兴的条件，例如贵州云南的某些传统工艺村落。

费孝通对于艺术乡建、乡村文化建设的方法论启示：

1、 志在富民的实用社会学、人类学立场。我们今天把这种学术态度叫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2、 立足日常生活的经济学视角。与当代一些研究者孤立静止地看待民俗、文化、民族特性形成鲜明对比。费孝通1935年在广西大瑶山调研时已有经济学视角，1936年到开弦弓村调研时就发现乡村不是孤立、自给自足的，位于经济末梢的乡村经济体，是以镇为中心联络乡村农业、副业而形成的。

3、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费孝通在田野考察之外，关注一个地区的历史记忆与路径依赖。例如，他在《小城镇 大问题》（1983）中将吴江县归纳为五个特色镇：（1）震泽镇，商品流通中转站，经济中心；（2）盛泽镇，家庭手工业中心，丝织工业中心；（3）松陵镇，费孝通出生地，解放前后都是政治中心；（4）同里镇，费达生的出生地，消费享乐中心；（5）平望镇，交通枢纽。

乡村文化建设需在县一级的层面统筹协调。例如鹤庆县，并不仅仅有新华村，而是可以形成不同的特色村；不仅有银器，也有铁、铜，还有白族的歌舞和民俗。文化建设关键在人，外来人才（艺术家，设计师）和本地人才（传承人，乡贤，返乡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年轻人）都是重要的。

古今融合、古今并存、古今对话，是中国当代城乡建设、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浙东唐诗之路，山水诗山水画传统与城乡景观设计等，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发言摘要（新闻稿）：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把握中国社会的变迁。他对当今乡村建设的方法论启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志在富民的学术抱负；2.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经济学视角；3.长时段的区域文化历史视角。

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从乡村开始，再到小城镇，进而到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到全国一盘棋，最后到天下大同。1983年，费先生重回吴江县调研后写的《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对当下的中国乡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乡村并不是“自给自足”的，乡村发展离不开毗邻的小城镇，乡村建设需要在县域层面整体谋划。在这篇文章中，费先生分析了五个特色镇，如震泽镇从过去的商品流通中转站发展为今天的县经济中心，盛泽镇从过去的家庭手工业中心发展为今天的县丝织工业中心等，不同的乡镇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功能定位。以云南鹤庆县的乡村手工业为例，以往只注重其中的新华村，如今应在非遗整体性保护和全域旅游视角下建构“一村一品”的差序发展格局。

费孝通在他所处的时代关心的是“工业下乡”问题。套用这句话，如今的艺术乡建、乡村文化建设也可以说是“文化和文化产业下乡”。而这并不意味着用城市文化殖民乡村文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费先生即指出“小城镇是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既然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并不在处在社会末梢的乡村，那么乡村文化重建，就不能脱离与城镇的互动。但是，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模式必然不同于以迪士尼乐园、横店电影城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前者是在地的，后者是脱域的。我们需在小城镇、在乡村的实践中探索新的文旅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乡村文旅都是乡村文化复兴，如空心村是不算的；村里有人，特别是有年轻人、有非遗传承人才满足乡村文化振兴的条件，例如贵州云南的某些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