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霄冰、刘奕孜：民俗入画与图像证俗——兼论民俗学的图像研究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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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王霄冰、刘奕孜：民俗入画与图像证俗——兼论民俗学的图像研究法（二）

时间：2025-03-31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0 分享：

三、民俗学的图像研究法

民俗学和人类学一直都对人类生活中各种图像的意义有所关注，例如弗兰兹·博厄斯的《原始艺术》就从风格和象征两个层面考察了北太平洋沿岸诸民族的图腾和图纹艺术。列维-施特劳斯在《面具之道》中，尝试通过分析北美印第安人面具上的纹路来揭示原始社会的结构与秩序。早期的中国民俗学者同样注意到了图像的资料价值，例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系统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和民间口述文本的同时，也使用了碑刻、图画等资料。当代也有民俗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着力于发掘相关的图像文献，如叶涛等主编的《中国牛郎织女传说》、蒋维锬等的《妈祖文献史料汇编》、田兆元等的《中华创世神话人物图像谱系》都收入了为数不少的图像资料。专以图像为对象的研究，则有郑土有、肖海明、王加华、李明洁等的课题与相关成果。

在日本神奈川大学，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曾负责启动了一个名为“为了研究人类文化的非文字资料的体系化”课题。其出发点为，“在总体的人类文化中，以文字记录这一形式表现和传承的，只占很少一部分，而文字以外的记录，如绘画、照片、录像等图像资料、环境及景观、嗅觉、味觉等感觉、身体动作等表现行为，其数量更为庞大”。因此，通过将大量的非文字记录资料化和体系化，能够与相对成熟的文字资料体系形成相互补充与印证，从而获得对于人类文化的总体认识。

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把一切能够反映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之社会风俗习惯的图像统称为图像类民俗资料，其中既包括民众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各类图像，如祖公画、神明画、年画、壁画、剪纸等，也包括记录下民俗事象的各种图像，如早期的民俗题材绘画、风俗画、外销画、老照片/明信片、图书插图、器物绘画等。如何利用好这些珍贵的资源，为民俗研究和文化建设服务，是当代民俗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迄今为止的民俗学图像研究大多以资料梳理和历史考据为主，即把图像看成是民俗史，尤其是民间信仰史、民间文学史、民间工艺美术史等的佐证资料加以利用。王加华曾以《耕织图》研究为依据，提出了民俗图像研究的两条路径，“一是以图证‘俗’，以‘俗’解图”；“二是（将图像）放到具体民俗‘场景’中进行探讨与分析”。因循“图像证史”的学术逻辑，鉴别各类画像中所描绘的民俗事象的“真”与“失真”并探讨其成因，进而探讨图像证俗的效度与信度，是最为基本的研究套路。例如，陈佳宁通过将石刻图像与宋代文献《鄮峰真隐漫录》中对《采莲》表演内容和过程的详尽记录进行对比，同时结合《东京梦华录》《宋史·乐书》《西湖老人繁胜录》等同代文献，以考证宋代“《采莲》队舞的演出实况”和“演员装扮、砌末使用、乐队组成等诸多内容”。相比于文字资料，图像更能直观地表现服饰、队列、舞姿等视觉优先的文化信息。

和文本研究一样，民俗学的图像研究也需要首先从资料入手，尽可能大范围地搜集相关图像，在必要的情况下以数据库的方式对其加以整理和保存。资料整理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分类，实际上这已经涉及了图像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细分。以历史图像为例，在“风俗画”的概念范畴之下又可分出以下子类型：（1）社会风俗画，包括反映政治制度的“职贡图”“王会图”，反映社会生活的“村墟图”“屋邑图”“车马人物图”，反映士大夫阶层生活的“雅集图”“文会图”“品茶图”“送别图”，反映岁时节令活动的“月令风俗图”，反映妇女儿童生活的“仕女图”“百子图”“婴戏图”，反映少数民族和异域风情的“百苗图”，反映官宦个人经历的“宦迹图”，反映性生活的“春宫图”，等等。（2）经济风俗画，即表现农业、牧业、渔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等生产劳动场景的作品，如“耕织图”“放牧图”“渔乐图”“工作图”“骡纲图”“盘车图”“舟行图”。（3）信仰风俗画，即描绘神灵崇拜、宗教活动场面、祭祀活动等的作品，如“水陆画”“五台山图”“天津皇会图”。（4）游艺风俗画，即表现音乐、歌舞、戏剧、杂艺和游乐活动的作品，如“舞蹈图”“戏画”“行乐图”“冰嬉图”。（5）综合性风俗图卷，如《清明上河图》《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在同一主题之下，还可根据不同的载体和技法进行分类。传统绘画的载体有砖石、粉墙、木板、绢帛、宣纸等，适应不同的物质载体会发展出不同的绘画技法，如雕刻、水墨设色、水粉、界画、版画等。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可结合民俗入画的具体背景进行追踪，解决哪些人、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应何种需求、为谁画和如何画的问题。例如，《耕织图》和“百苗图”大多出自朝廷官员或御用画师之手，前者是统治阶层为教化民众而画，后者则是下级官员为了向上反映民情所绘。传统年画和现代农民画都是民间艺人为老百姓所画，充满了民间的生活风情和审美趣味。外销画则是中国民间画师面向外国市场生产的艺术消费品，带有明显的他者视角，形式上既保留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某些套路，又借鉴了西洋画的种种技法。图书插画则正如朱浩所言，“主要功能是辅助阅读和书籍促销，阅读群体要求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其中的剧本插图“并非为了反映演出而绘制，故我们亦不能为了寻求演出信息而深究插图”。

当然，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海量的资料往往只能满足一般统计和分类的需求。即便通过对同一类型图像共同特征的分析，可以获得对画工主体及其服务对象的进一步了解，但所有这些也仍然只是面上的信息。若是想要进一步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就需要另外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画作作为个案，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进行深入的解读。

细读画作“文本”，恰如田野调查中的“深描”，需要运用到心理分析学和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正如《图像证史》的作者彼得·伯克所言，“我们看到的画像是一种被画出来的观念，是带有某种意识形态和视觉意义的‘社会景观’”。葛兆光也认为，“图像蕴含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通过解读图像所表现的色彩、位置、结构等因素可以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价值和观念。朱家钰在对人生礼仪外销画进行归纳和研究后也发现，“图像所‘显’的直观记录一方面可以与文字资料形成互证，增加我们阐释历史的可信性与可靠性，另一方面，图像还有更深层之价值。图像记录和叙事有其自身逻辑，我们可以透过‘显’像进一步追问与解读，揭示出图像中所‘隐’的观念与内涵，以实现其相较于文字文献所独有的资料优势和研究价值”，她甚至认为，“民俗‘显’与‘隐’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些画作的学术价值所在”。

图像背后隐含的历史信息有时候也可能是层累地构成的，就像赵世瑜在考察云南楚雄大姚县石羊镇文庙中的一幅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石刻画时所发现的那样，有时研究者需要把关注点放到制作图像的历史过程以及图像绘制背后累积的一层层的民众观念上。在解读的过程中，除了参考同时代的文字记载之外，还可以比对出现在不同语境下的其他同类图像及其符号信息，以获取更加丰富的意义内涵。例如，卢洋和桑俊就利用米克·巴尔“换框”的阐释方法，比对了“凤舟竞渡”这一文化符号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族群图像叙事“画框”之下所隐匿的意义世界。

因此，民俗题材图像不仅仅是民俗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民俗事象的具体面貌与细节，而且围绕特定的民俗主题，观察画工选择哪些人物、场景和行为要素入画，及其如何处理相关细节，可以让我们感悟到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的观念，乃至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图中所画无论真假，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群生活理想、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反映，都能为民俗研究提供有效信息。

还原图像产生的历史语境不仅需要找到相关的历史文献，有时还需要进行田野调查。如果说文献的意义就在于互证和求真，田野的意义则在于回归到图像产生的文化场域，体察民俗主体的思想情感。蓝勇就曾指出，田野考察不仅可以印证传统史料、收集官方历史记载所忽略的民间史料，还可以通过景观、器物、场景和感知事物环境佐证各类史料记载，作为史料、观点判断的潜支撑，并且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也能诱发新的思考。

民俗学是一门指向当下的学科，更需要通过田野调查近距离地观察画工的艺术实践，以及历代画作中所描绘的那些至今仍在生活中得以传承的民俗事象，从而深化对图像生成过程以及流通路径的理解。虽然时移势迁，但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方式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返回到图像产生的原生语境，或在无法确定、难以回访的情况下用具有同质性和相似性的田野点来代替，寻访相关的艺术民俗主体，对于解读图像类民俗资料尤为重要。例如，研究外销画的学者不妨去深圳大芬油画村考察一番，当代民间画工临摹、绘制出口油画的动机、心境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代外销画创作者的意图和制作过程。研究祖公画、神像画、壁画等更需要亲临其境，走进画工及其服务对象的生活世界。就像芭芭拉·艾菲所说的那样，“必须通过对文化持有者感知观念的关注以及对本土视觉体验的分析，才能知悉不同文化中视觉与图像之间复杂的转换关系”。

除了上述资料收集、量化统计、科学分类、细读画作“文本”、比较研究和田野调查之外，图像民俗志的理论建构亦是民俗学图像研究的一大焦点。所谓民俗志，就是以文本、图像、影像等媒介手段记录和建构民俗的作品。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最为基础和重要的研究工具，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演变出了“史志民俗志”“科学民俗志”“传播民俗志”三种具有不同功用和文体风格的类型。在“科学民俗志”之下又可分出基于文字性历史记录的“文献民俗志”和基于田野调查的“田野民俗志”。以视觉形象为主的“图像民俗志”“影像民俗志”和“民俗志诗学”类似，当属“传播民俗志”，其特点是带有较强的艺术性，表现形式相对自由，且仅仅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部分民俗事象来表现，而不一定强求记录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但和一般艺术性创作相比，“图像民俗志”的创作者都带有较为明显的书写与建构民俗的意图，其所绘民俗虽不求面面俱到，却仍具备一定程度的系统性，例如青木正儿的《北京风俗图谱》和甘博的妙峰山庙会系列摄影作品。然而，由于我们经常难以准确判断创作者的意图，很多作者的创作动机也未必十分明确，或者带有多向度的复杂性，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在无法考究作者用意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将所有系统展示一种或一组民俗事象的图像统称为“图像民俗志”。

“图像民俗志”的研究需要解决以图像形式“书写”民俗的特点、优势与发展规律的理论问题，亦需探索如何通过对图像中视觉符号的分析，结合其产生背景和所套用的艺术手法来还原民俗事象的可能性与方法路径。此外，“图像民俗志”的生产过程，审美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均可纳入讨论的范围之中。图像不仅仅是静态的符号，围绕着图像产生的一个个动态过程，都能构成民俗事件。陈晓阳在考察广东一宗族为祖先绘制图像的过程中，就发现这是一个“再造”的行为。她观察宗族内部各种身份人士对祖先形象的想象与争执，透视祖先像再造过程中宗族及社会网络、信仰、权力和利益等社会语境与文化逻辑，解读了这类民间礼仪图像艺术生成的文化机制。袁园则关注到了木版年画在中俄之间的民间传播现象，认为恰克图驿站这条真实而又隐性的年画传播路径，使得俄罗斯民众真切感受到了中国木版年画的艺术魅力，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了由木版年画所传达的中国民间民俗文化的直接影响。

总之，图像的风格、主题、用途丰富多元，中国历史上以民俗生活为题材的图像资料更是繁多而复杂。识别一类图像是否属于民俗资料，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从中解读出有效的民俗相关信息。这就必须还原历史，探索民俗入画的原理，在历史情境中认识图像的制作、观看、使用和传播过程，并通过细致入微的图像“文本”细读，分析图像符号的意义、相关的社会背景及其背后蕴藏的价值观念。为此，民俗学需要借鉴艺术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的图像研究方法，同时结合本学科的研究旨趣与视角，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图像研究法，以充分地利用各类图像资料来解决民俗问题。

结语

以上通过回顾民俗入画的历史，以及魏晋以降中国风俗画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民俗早在远古时期就已与图像结缘。图像不仅服务于上古先民的生活实践，而且也是人类最早的认知与建构民俗的手段。兴起于中古时期的风俗画以其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内涵和高超的技法，成为中国绘画的重要分支，在世界绘画史中也享有独特的地位。迄今为止，对于这些古代民俗题材绘画作品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从民俗学角度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释，在学界尚属空白。开启民俗学的图像研究，首先需要开发一套科学的方法。本文不揣简陋，提出了民俗学图像研究的一些基本路径，进而探讨“图像民俗志”理论建构的可能性，目的只为抛砖引玉，唤起人们对于图像类民俗资料的兴趣，以共同完成对于中国民俗图像史、“图像民俗志”史的研究与书写，填补学术史留下的空白；同时，也对缘起于历史学的图像研究进行视角和方法论的拓展，以求深化艺术人类学和艺术民俗学的相关理论探索。

作者简介

王霄冰，浙江江山人，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民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珍稀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化遗产》副主编，广东省和广州市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成员，曾任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外来研究员、日本民俗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员等职。迄今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10多部，以中、日、英、德语发表论文7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