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艺术注重传承的自觉意识，存在着家庭传承、地缘传承、师徒传承、学校传承等多种传承方式，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传承机制。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组织体系研究，重在思考中国古代艺术生产的组织形式、生产技艺传承方式、传承路径、官府与民间手工艺生产的消长、行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艺术形态的演化与组织形式的变迁、艺术生产与消费特征，以及对发达国家艺术生产组织传承经验和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组织载体的考察，进而思考如何构建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组织传承生态、共生机制和传承路径。

所谓组织传承，就是从组织层面来考察中华传统艺术当代传承的基本问题。就艺术传承的组织层面来讲，就是要务实思考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作有效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组织力量的作用，让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借助这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得到贯彻。

一、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认知模式

艺术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生产，艺术活动是人类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精神生产活动。因而，中华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承问题，需要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认知模式基础上转向艺术生产理论的认知模式，如此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华传统艺术生产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

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物质和精神这两种生产劳动形态，而在人类早期生产劳动中，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从一般的生产规律来探讨精神生产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还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这揭示了作为满足人类精神消费需求的艺术生产活动与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活动间的关系。艺术活动既然是一种生产活动，那么它就必然也要遵守生产的普遍规律。马克思还指出：“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含在这些物质产品中。”马克思所说的艺术生产自然也要具有一般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包括物质条件、技术成就、社会组织、社会机制、社会分工和教育条件等等。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要求我们从“生产”层面更为全面地理解和研究艺术生产的组织形式，要求我们把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联系起来，从而在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精神生产过程的统一性中把握艺术生产及其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这就是艺术生产理论认知模式的根本要求。按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有艺术生产，就有艺术消费。当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来观照艺术生产时，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思考中华传统艺术的生产方式、生产分工和消费方式之外，还要考虑它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目的，也就是它的功能性需要，以及这些社会功能是通过哪些艺术生产组织形式和艺术形态来实现的。

二、中华传统艺术组织传承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论题

（一）中华传统艺术组织传承的基本特征

中华传统艺术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传承与演进中始终以传统农耕文化为载体，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和依托，在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各种形态的艺术形式，带有农业自然经济时代实践活动的特征和印记。中华传统艺术自其发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注重传承的自觉意识，形成了家庭传承、地缘传承、师徒传承和学校传承等对传统艺术发展演进产生根本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而成熟的艺术传承体制和机制，并根据时代和生活环境变化而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

中华传统艺术从来就不是孤立发展的。在古代中国，艺术与政治、经济、教育、民俗、社会交往都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治理是在以礼乐为主调的儒家政治思想指导下，把艺术与社会融为一个整体进行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核心和象征，在塑造中华民族艺术精神方面发挥着主体作用；同时，传统艺术的传承又受到社会政治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宗法制度、宗教信仰、教育形式、民俗活动、审美观念、价值观念、消费观念等多重文化综合作用的影响，它们与社会主流文化精神一起，共同构筑了古代先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空间。故有论者指出：“在传统农耕社会，传统艺术是由政治、文化、教育、民俗、商业等五大领域支撑的精神形态，是由礼乐为统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民间艺术三大系统并行的艺术形态，包含了表演艺术、造型艺术两大门类的艺术形式。”中国古代艺术生产史上最主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最大和最有决策力的消费者是宫廷。中国古代艺术生产实行的是宫廷管理模式，宫廷设立各类艺术生产组织管理机构。如秦汉时期，宫廷设立“少府”，统领全国的文学辞赋、乐舞百戏、雕塑建筑、绘画和纺织等各类艺术生产；其中，文学辞赋归属“郎官”“待诏”管辖，乐舞百戏归于“乐府”“黄门鼓吹署”，雕塑建筑归属“东园匠”“考工室”“尚方”“匠作”，绘画归属“黄门署”“玉堂署”，纺织归属“东织”“西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秦汉工官组织体系。因此，宫廷的经济赞助对艺术生产有极大影响，对艺术生产组织形式的建立与撤并起决定作用。

（二）中华传统艺术组织传承的主要论题

艺术组织形式的产生与一定历史时期艺术的繁荣发展和艺术活动的蓬勃开展分不开；而艺术组织形式的变化和艺术组织功能的扩展也与一定时期的艺术活动、艺术形态、艺术样式、艺术种类、艺术分工等分不开，当然也与一定时期的艺术观念、审美观念、艺术功能等分不开，与一定时期社会各阶层的生产实践与生活实践分不开。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经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探索、继承、发展和创新，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如宫廷的和民间的，官方的和地方的，御用画师和民间画师，有组织的和自组织的，家庭传承、家族传承、地缘传承、师徒传承和学校传承，行业协会、行会组织等。同时，它还涉及艺术传承组织方式的变化、组织的权力变化、组织的利益变化以及导致组织形式或机制变化的因素等等。

在漫长的历史传承过程中，中华传统艺术的生产组织形式不断经历着选择、承继和淘汰。那么，选择、承继和淘汰的标准、动力和机制是什么呢？传统艺术生产与传承的组织形式是如何适应时代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的变化而实现创新和发展的？传承、创新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历史上有哪些艺术组织形式消亡了，又被哪些新的艺术组织形式所取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艺术生产组织形式的奠基、确立、发展、演进及其功能变化和影响因素、演进变化的动力因素，包括对古代艺术概念的界定、艺术理念、艺术观念与功能的演变，审美意识的变化，艺术样式或种类的变化，艺术生产方式和传承方式的变化等艺术本体诸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艺术传承的组织形式及其功能的变化。当然，从艺术非本体诸因素来看，诸如古代帝王和宫廷贵族的喜好，文人士大夫对艺术的推崇等，艺术与权力的表达，艺术以符号形式的传播，古代频繁的战争，民族大融合，中外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与传播，大范围的人口迁徙，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礼乐传统，教育与科学技术，商业、民俗和社会分工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艺术传承的组织形式。因此，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艺术传承组织形式的特征和功能及其变化、变化的动力与机制等，一定意义上反映和揭示出不同历史时期主流艺术形态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和基本规律。

三、中华传统艺术生产技艺的组织传承机制

中华传统艺术是一个绵延不绝的生命体，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注重传承的自觉意识，形成了不断完善的组织传承机制。

（一）语言文字为艺术生产技艺的组织传承提供了重要媒介

传承是艺术生产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中华传统艺术生产技艺的习得性行为模式内在地包含着传承的内涵，语言和文字构成了艺术生产技艺传承的重要载体。美国人类学家巴尔诺认为：“一种文化是一群人共有的生活方式，是全部多多少少定型化了的习得性行为模式组成的构型，这些习得性的行为模式凭借语言和模仿代代相传。”中华传统艺术的生产技艺正是通过语言和模仿来传承的，而且这种文化艺术的传承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行为。历史学家李定一说：“人类用语言相互表达心意，同时也将他们对大自然变化的印象以及求生存的经验辗转相传，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种口口相传的经验，日积月累，经验越多，知识日益增加，人类也日益进步。”中国古代制陶、养蚕缫丝、纺织、采矿制铜、漆器制作、房屋建造等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下逐渐成熟起来的。通过语言这种特殊的传承方式传授经验、协调动作、交流感情，再运用不断增长的记忆将这些生产生活中的经验、动作、符号等一代代传承下去，包括简单或比较复杂的知识体系，还有很多其他的生产技术、歌舞动作等都是靠语言才世代口耳相传沿袭并积累下来的。此外，文字和传世文献也成为中华传统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正是运用语言、记忆和文字，人们把世代沿袭并积累下来的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记录下来，还把农业和手工艺生产经验、生活经验、民俗活动、农谣农谚等记录下来。传世文献因而出现，其中蕴含了中国古代的社会风俗、历史事件、典章制度与观念形态，保存了大量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原始材料，珍藏着积淀深厚的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

（二）国家是传统艺术生产技艺组织传承的重要推动力量

寻求并依托国家力量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于国家手中，以国家的组织力来推动艺术生产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华传统艺术组织传承的基本特征和根本保障。中国古代通过设官分职，确立工官制度，建立工官组织体系，推动礼乐文化艺术建设与传承发展。工官制度建设很早，陶正、乐正、木正、车正等就是中国史前时期最早的一批职官。夏商周正是国家开始形成和逐渐成熟的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基本确立了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礼仪、宗法等制度，也基本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形态。西周设工官司空；秦代改司空为少府；秦汉至魏晋南北朝，中央和地方诸郡均设有少府、尚方、大司农等工官；隋唐设三省六部制，由工部取代少府；宋元明清在承袭隋唐工部这一工官组织体系基础上而有所创新。司空、少府与工部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形成，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的产物，从组织形式上为中华传统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根本保障。国家依靠制度的设计安排和政府机构的组织力量，为艺术生产技艺的传承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三）成熟的农耕生产方式确立了艺术生产技艺的传承形式和发展方向

中国古代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之上的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奠定了中国古代艺术生产技艺的组织传承形式，也基本确立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男耕女织的农耕生产方式产生于夏商时代，因而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三大经济门类，封建社会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倡导以农为本、工商为末，主张重农桑而抑工商，但手工业和商业却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构成了封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即使在扩展与移植中，也没有舍弃中国式农耕经济基础及其社会组织——家与族，祖先崇拜和天下国家的观念代代相传，中国文化正是通过小农经济与家族组织的文化基因，从而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

（四）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艺术生产的繁荣和艺术品的流通

商业是随着农业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殷商时期，商业交换已开始出现，商朝都城朝歌，设有商业交易场所“市”和“肆”。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商业被列为“九职”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和都会的勃兴，直接影响到城市文化娱乐活动的繁荣。齐国都城临淄是当时著名的商业之都，也是音乐和时尚之都。“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正是对当时城市生活中乐妓与商人阶层的写照。秦代统一度量衡、货币，修建驰道，为商业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西汉实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政策，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丝绸之路和域外贸易的开通则标志着古代商业持续地发展与繁荣。隋唐时期工商业发达，西域、波斯、大食等异域商人遍布当时的各大都会。宋元是商业发展的又一繁荣时期。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反映了汴京商业空前繁华的景象，北宋“交子”纸币的使用和推广更是方便了贸易流通，工商业行业组织已经非常普遍；南宋临安店铺林立，酒楼、茶馆、瓦子等错落有致；元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元大都成为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明清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比宋元时期有所提高，农村市集逐步形成，茶马互市等边境贸易繁荣，海外贸易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得以进一步发展，商业资本开始大量进入生产领域，晋商、徽商、陕商、粤商、豫商等地域性商帮形成。

（五）工艺技术的发明与进步促进了艺术生产力的提高和艺术品种类的丰富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工艺技术的发明创造与进步，各种劳动生产工具和手工艺产品都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制造出来的。中国古代手工业社会的工艺技术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及造物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技能。西周以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工艺技术方面就有许多创造发明，如原始社会后期的制陶工艺、冶炼技术、家蚕饲养和缫丝织绸技艺的发明与进步。商代冶铸青铜技术的进步和成熟直接推动了殷商青铜文化的繁荣。冶铁技术领域，同样如此。春秋时期，以木炭为燃料，用皮囊鼓风炼铁；西汉时期，开始用煤炭做燃料；东汉时期则用水排来提高炉温；北宋时期，以焦炭为燃料，采用坩埚炼铁法和土高炉炼铁技术。冶铁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从而进一步促成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最终促成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再如，瓷器的发明和制瓷技术的不断进步，纺织技艺的进步，植物纤维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的发明等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史上的重大成就，既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促进了艺术品种类的丰富。

作者简介：吴衍发，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吴科萱，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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