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孙发成：从具身实践到智能嵌入——媒介演进中非遗活态传承的新向度（二）
时间：2024-08-16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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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语言媒介、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六大传播媒介类型的产生体现了传播媒介技术演进的过程。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让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大行其道，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让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影响深远，依托于电子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网络媒介成为当下最重要的传播媒介。虽然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不会替代旧媒介的存在，但新媒介往往是新技术的产物，深刻体现了技术变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技术、媒介和人类社会一直处于互动之中，人和媒介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人和技术的关系。美国著名媒介理论家尼尔·波斯曼开创了媒介环境学，他将人类文化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工具使用文化阶段、技术统治文化阶段和技术垄断文化阶段。在工具使用文化阶段，人和技术的关系是比较友好的，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他认为：“直到17世纪，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是工具使用文化。”18世纪末，瓦特改良蒸汽机后意味着技术统治文化的滥觞，波斯曼认为：“机械时钟产生了新的时间观念；印刷机使用活字，攻击口头传统的认识论；望远镜攻击犹太－基督教神学的根本命题。”但这一阶段技术并没有完全颠覆社会传统，文化没有向技术投降。直到20世纪初，电视和计算机的发明产生了新的知识垄断，信息有泛滥和失控的风险，人可能沦为信息的奴隶。在这一阶段，波斯曼认为“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波斯曼惋惜在技术垄断阶段传统文化符号的流失，对医疗技术垄断、电脑技术垄断、唯科学主义等进行了批判。波斯曼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和把握新媒介时代的非遗活态传承有重要启示作用。非遗的产生和传承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一直处于手工业时期一种非常自足、自觉的状态，虽然有各种技术性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但这些工具都是服务于生产生活，没有影响到非遗本身的发展和传承规律。而在现代印刷媒介产生之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一种可以脱离传承人身体而存在的被描述、被想象、被重构的“非遗”产生了，这大大提高了非遗的传播效果，但也带来了对非遗活态传承的冲击和挑战。
东阳木雕工人使用电动工具雕刻。孙发成摄
作为一个与“在场”相对的哲学概念，“缺席”是指“存在的缺失状态，也就是存在隐蔽于此时此刻（当下时刻和当下场所）”。从文字媒介的出现开始，人类的部分知识和经验可以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这对于人类文明的积淀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特别是印刷术发明之后，大规模复制成为可能，知识传播的成本降低，效率也提高了，人际传播有限的时空得到拓展。但是，非遗的知识体系具有具身性，非遗的传承对于环境、空间、情境有较高的依赖性，需要传承人的身体在场。否则，存在于印刷品中的文字描述只能是抽象的知识，即使书写得非常细致、完整、详尽，也无法复原彼时彼地的传承情境，也就无法实现活态传承。在非遗保护实践中，一个地区无论收集多少民间歌谣、传说、故事并出版，如果无人讲、没人听，自然就会失去生命力。大众传播中的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直接将知识转化为电子信息，可以实现将声音、影像以极短的时间在广阔的空间里传播。我们可以通过电视看到非遗的相关影像，看到对传承人的采访或非遗的展演过程。但这些被传播的传媒文本往往经过了他者的剪辑或再阐释，且无法实现实时的互动，具身的传承场景不复存在，只能呈现为一种信息化的传播场景。尽管后来有了现场的实时直播技术，身体可以远程“在场”，但对于一个完整的传承过程而言，依然无法逾越肉身缺席的鸿沟。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传播生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借助于技术构建的虚拟世界，身体以“比特”的形式与肉体分离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不断模糊。梅洛·庞蒂认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在元宇宙技术的加持下，身体的远程在场可以蜕变为身体的虚拟在场。虚拟数字人的出现作为一种身体的“数字在场”，“不仅拓宽了身体影像化的维度，而且再次将人类传播活动的抽象能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虚拟数字人在非遗领域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智能化、互动性体验也不断提升。2022年，以粤剧非遗传承人李淑勤为形象蓝本的虚拟数字人“小勤”在佛山亮相；2023年，以满绣第五代传承人刘思彤为原型的虚拟数字人、以南京云锦制作技艺传承人郭俊为原型的虚拟数字人相继问世。通过3D建模、动作捕捉、语音合成、深度学习等数字技术，非遗数字人的面部长相和身体塑造与传承人真人类似，其面部表情、肢体动作、语音交流均可模仿传承人本人。虚拟数字人实现了高度的拟人化，具有实时互动交流能力，在虚拟数字空间达到“在场”的目的。然而，当前非遗数字人的功能还比较有限，这种身体的虚拟在场目前还无法解决非遗实践层面的真实情境问题，无法实现活态传承的目标，但相信其应用场景将会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展。
首个粤剧文化虚拟数字人“小勤”。来源：视频截图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技术的进步正在不断拓展我们的感官和器官，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延伸了人的神经系统，技术与人类身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推动了万物互联、万物皆媒的“泛媒化”时代的到来，人的身体也成了物联网的一部分。因为“当可穿戴设备等传感装置可以直接发送人体的相关数据时，人体本身也将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终端——人肉终端”。人体的终端化和人体上嵌入的智能物体（比如传感器、芯片），使得智能化的人机合一形态成为可能，纯粹的肉身将不复存在，这也使得基于传统媒介时代的身体在场，借助科技实现了转换，同一个人的肉体和思维可以同时并存于现实和虚拟两个不同的空间。比如，“AR、VR 技术融合了人的多种感官，改变了人的在场方式，戴上VR眼镜我们可以将肉体放置于现实中，而让思维进入广阔无边的虚拟世界，营造出一种虚拟的在场感”。当非遗传承人也成为一个智能化的人体终端时，其传承、传播非遗技艺的行为将会产生重大变革。非遗知识的存储、非遗技艺的体验将出现新形态。目前，已经有相关探索的成果。比如，南京云锦制作技艺在传承过程中开发了一款《妆花》程序，技艺操作者通过可穿戴虚拟现实设备以云锦织手的角色按照程序提示进行织造，能够实现基础技艺的动作学习。这一实践方式“借助HTC VIVE头戴式显示器与3D手势识别体感控制器厉动（Leap Motion）的数据融合，程序可以直接对操作者手部动作进行识别，无须手柄等外部设备即可实现在虚拟场景中用双手进行织造操作，呈现更为真实的交互体验”。智能化时代，技术对身体的嵌入将会成为必然趋势。虽然非遗是基于传统社会而产生的，但是未来的传承人也许终将无法摆脱技术嵌入的影响，只不过这一进程可能会比其他行业要慢得多。20世纪加拿大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一切技术都是肉体和神经系统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从媒介演变的历程看，麦克卢汉的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以往对非遗的研究并没有特别强调媒介技术发展之于非遗传承的重要意义和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以身体媒介为核心建构起的非遗活态传承体系是非常稳定、有效的。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身体的在场发展到了肉身和数字身体的并存，再到人机融合终端的出现，技术不仅延伸了肉体的技能，更是从神经系统入手影响了人的思维和行动。未来的非遗活态传承，取决于传承人处于何种状态，他们也许是作为肉身而存在，也许是作为人机融合终端而存在。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当前的泛媒介阶段，非遗的传播已然非常喧嚣，不管是官媒还是自媒体，都在以不同方式展示非遗的丰富多彩。但在夹杂着浓厚商业色彩的媒体传播中，非遗不能过度被流量绑架，不能以传播掩盖了活态传承的本质。
孙发成，山东安丘人，浙江师范大学设计与创意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原主任助理，浙江省民俗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库入库专家。主要从事传统工艺、民俗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2012年毕业于东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浙江省规划一般项目1项，出版著作3部，发表论文30余篇。长期参与浙江省非遗保护实践工作，承担了浙江省各地市的20余项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申报工作，参与多次浙江省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评估工作，参与多项浙江省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区、文旅融合示范区等规划工作。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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