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董占军：设计范式构建与设计思想研究的价值与依据
时间：2024-07-07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19 分享：
设计学科的发展和完善与新文科建设密切相关，新文科建设应立足于打通传统与现代学术之间的脉络，构建新的学术话语体系。本文在阐述设计思想的基本内涵、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结合一般史学二重证据、三重证据方法，尝试探索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概念范式、应用价值、学科体系构建价值及其主要依据，为中国设计学科的发展提供思想依据。
思想也称观念，是人类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过程中获得的感性知识的理性升华。英国哲学家、美学家罗宾 · 乔治 · 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 1889 ～ 1943）认为“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①，虽然人们对这一观点褒贬不一，但仍可以看出思想史的重要性，由此也可以看出设计思想史在设计史中的地位和价值。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 ～ 1969）把思想史比作博物馆，认为思想史已经失去实用价值，只具有情感意义。而另外一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美国汉学家本杰明 · 史华兹（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 1916 ～ 1999）则认为，思想史应该比作图书馆，其中所保存的历史内容可能将来会有某种参考价值。美学家李泽厚（1930 ～ 2021）对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认同，主张思想史既不是博物馆，也不是图书馆，而是照相簿，因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人们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以分析古代思想与本民族性格特色和思维模式形成过程的关系及其主要作用为目的 ；思想史“展现为思想、意识形态、文学、艺术、风俗、文化现象，是民族心灵的体现，是它的物态化与结晶体，是一种民族智慧”②。设计思想是隐含于整个设计史中的“形而上”观念，贯穿于整个设计实践过程，涉及设计哲学、设计审美、设计制度、设计技术、设计本体、设计伦理等内容。一、中国古代设计思想是中国特色设计学“三大体系”构建的基础
中国古代的设计实践非常发达，诸如“材美工巧”“文质彬彬”“物以载道”“顺物自然”“重己役物”“制器尚象”“工匠之子莫不继事”“鲁人迁越” 等设计方法或典故中，都含有丰富的设计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设计思想的整理与研究应以传统造物文化的内涵为出发点，系统阐释设计思想的起源、内涵、成因、现代“语释”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等，且将这些思想主张与传统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从而清晰、科学地构建起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框架。这对完善设计学学科体系、充实设计学学科的文化维度、指导设计实践、解决设计界所面临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应该说，古代设计思想研究是构建中国设计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基础。设计行为是人类特有的智能行为，但设计的起源比人类的起源要晚。设计是伴随着人类智能和稍后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人类审美意识的产生而产生的。人类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当时的物质条件进行实践活动，促进了设计意识的萌芽。设计思想是在人类设计实践长期探索中针对设计核心问题形成的思想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同时也与人类的哲学思想、自然观念、审美观念等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建筑以及水利工程设计都取得过辉煌成就，承载着丰富的设计思想观念，渗透到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其手工技艺及蕴含的哲学观、伦理观、美学观等都是当代设计的文化基础和创意源泉。但在“农桑为本，工商为末”“重义轻利”“不尚技巧”“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等观念影响下，中国传统手工艺发展未受到足够重视。古代工匠被称为“百工”，人微言轻，无法系统整理工艺的技巧、思维、方法及观念。古代设计思想很少系统地出现在“宣物莫善于言”的文字文献中，“中国向重形上，百工之事，学士大夫概不之道，故一器一物，其兴也有故，其亡也忽然。”③中国古代设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古代设计思想是建构中国特色设计学理论体系的必由之路，它可以助力当代设计实践并使之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风格，既能在全球化语境下凸显中国设计特色，也能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具体方式与方法。就“设计”概念而言，学界探索已经很多，而对于中国古代“设计”概念，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加以把握。首先，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设计”一词，但与今天所理解的设计内涵相比，属于广义“设计”范畴，与工艺“设计”有所区别。汉语中最早的“设计”应是“计谋”之意，如《三国志》中有 “赂遗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药，密行鸩毒，重相设计”④的记载，以及元代《乞英布》中有“运筹设计，让之张良，点将出师，属之韩信”⑤等，其中“设计”一词，均属“计谋”之意，区别于今天所谓工艺“设计”。在近现代，这一层面的内涵逐渐淡化，主要是指“设想”与“规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没有与“设计” 相关的概念范畴。在手工业时代，设计、生产甚至消费往往是一体的，设计构成要素包括了设计制作者、设计使用者、设计过程、设计结果，以及设计活动所处的自然、社会与人文环境等。如设计制作者，中国古代设计多以“工”称之，《考工记》篇首提到 ：“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⑥“百工”乃周代官职，掌管宫室建造、服饰制作、器械生产等事宜，也泛指各种手工艺人，如“百工居肆，⑦以成其事”。从其从业范围来看，“百工” 即为古代工艺发展历程中与设计密切相关的概念。按照现代设计观念的研究体系，古代设计思想的架构体系及形式有些许零散，如若系统分析，则会发现与设计相关的核心问题都有深刻且内在逻辑明确的见解。以《考工记》为例，作为先秦手工业加工经验的系统总结，其结合工艺过程，阐述了丰富的设计思想。全书包括了人与物、人与自然、创造与制造、功能与效率、实用与审美、设计与技术等范畴与关系，以及设计制作原则、人体工学、设计的人文属性、设计的象征性等诸多问题。《考工记》“讲的是制作方法，大多与人文礼仪等相关。在人与物与社会的关系上，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我国传统的一部分。”⑧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因为定居农耕文明的相对稳定性，手工业生产方式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出现跨越式发展，中国古代的设计思想体系也在传统技术、文化环境中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因此，设计思想的范畴与框架体系的建构，应该基于古代与“设计”相关的概念阐释，阐述其中人与物、人与自然等哲理性思想，辨析其中功能与效率、实用与审美等应用性思维，总结结构与装饰、形式与内容等基本关系及其思想内涵。至 20 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发展，“design”一词在中国开始使用，由此中国设计进入了文化更迭的新语境，进入了中西融汇、古今嬗变的新世纪，对设计思想的探讨随之进入了新的架构体系中。3、立足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比较中西设计概念、思想和理论之区别与联系，借助现代“语释”方式，对古代设计思想进行分析，构建起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思维模式，以服务于现代生产生活的设计“范式”。所谓现代“语释”，一方面是对典型的设计思想文献进行翻译 ；另一方面，是结合现代设计实践及热点问题对古代典型的设计观念进行诠释，以解决现代设计所面临的问题。西方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语释” 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中国则较晚。对中国传统设计思想观念的现代“语释”，是在传统观念基础上进行设计创新的体现，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其中，对中国古典设计思想文献的翻译是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和其他古典文献解读一样，在当下都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误区。由于“翻译古文是填平古人和现代人的时间隔阂，让现代读者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⑨因此，古典文献翻译工作并非容易的事情。“……古人生活在业已消失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 ；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更何况原文中还有一些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原文中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⑩这一解释，对设计思想文献同样适用，设计思想文献的翻译不单纯是古今语言差异，而且与特定时期的设计观念有直接关系。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一些观念虽然不一定是基于设计行为提出的，但结合今天的设计语境，却可以诠释为设计思想，用于解释设计现象，破解设计难题。钱穆（1895 ～ 1990）认为 ：“‘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区别于西方文化‘天命’‘人生’分别各有所归”⑪，其本意是“人与天之所有合理性本质上建立在同一个基本依据上”⑫，这在今天的设计界往往引申到设计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关系上。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也受到了西方的青睐和借鉴。如 ：包豪斯教员瑞士美术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约翰 · 伊顿（Johannes Itten,1887 ～ 1967）曾在教学与设计实践中注重对老子、庄子哲学的解读与运用；美国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弗兰克· 莱特（Frank Lloyd Wright,1869 ～ 1959）对老子“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观念非常推崇，并付诸建筑设计实践，丰富、发展了其“有机建筑” 思想。二、在设计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之下，古代设计思想研究“三重证据法”与一般史学的共性及特色傅斯年（1896 ～ 1950）作为现代史学理论的奠基者，曾明确提出“史学即史料学”⑬，此说法虽有争议，但可见“史料”之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史学研究应该基于史料的考证，要以史料为导向梳理和架构事实。王国维（1877 ～ 1927）则提出了“二重证据法”⑭，主张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进行相互印证。后来陈寅恪（1890 ～ 1969）对此观点进行概括、总结和发展，提出了地下与纸上、国内与域外文献、外来观念与固有资料的相互印证。⑮学界认为这种方法是对中国 20世纪考古学、考据学的重大发展与创新，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以黄现璠（1899 ～ 1982）、 徐中舒（1898 ～ 1991）、饶宗颐（1917 ～ 2018）等为代表。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之“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是将各种史料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最大限度地印证其真实性。由此，设计史料学的建立是设计思想史研究的基础。就设计思想研究而言，其所依据的指向性或目的与一般史学研究有所区别，可以根据研究指向进一步发展、丰富史学中的“三重证据法”，从而确定设计思想研究的依据。1、狭义的古典文字、文献—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依据之一。“文献”之名，朱熹注之为 ：“文，典籍也 ；献，贤也。后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⑯作为设计思想研究依据之一，这里的“文献”是指狭义的文献，即各种载体上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文献，主要指古籍文献。中国古籍浩如烟海，仅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的收藏就达 3500 余种。在古典文献中，专门的设计文献所占比例并不高，设计言论零散存在于经、史、子、集诸种书籍之中。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为零散的设计言论、单篇文献、设计著作三种形式。零散的设计言论常见于先秦诸子及经学文献中，可涵盖设计功能与形式、设计与环境、设计与市场、设计伦理观念等诸多问题，如“为舟车也，锢轻利，可以任重致远。”⑰。单篇文献多存于文人的别集文献中，如唐柳宗元《梓人传》、白居易《草堂记》等。专门的设计著作，包括古人原著及后世学者对原始文献的校勘、注释及注疏等，如《考工记》⑱、宋李诫撰《营造法式》、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明黄大成撰《髹饰录》、明计成撰《园冶》、清朱琰撰《陶说》、清李斗《工段营造录》、清末姚承祖撰《营造法原》等。《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 · 考工典》是设计文献比较集中之书，含工匠、权衡、宫室、城池、准绳、规矩、度量、器用、宅第、桥梁、舟车等。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通过车辆服饰体系设计，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治理思想，也是设计规范及设计伦理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依据古籍文献进行设计思想研究，除了系统整理设计文献的分布之外，还要考虑古籍文献的真伪问题。古代伪书甚多，宋代朱熹曾慨叹“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⑲ 清人张之洞也指出 ：“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⑳这也是古籍文献作为设计思想研究的缺陷之一。2、“器”与“物”，设计作品、图录等直观文献—古代设计思想研究依据之二。“器以藏礼”“物以载道”等是中国古代设计承载丰富思想文化内涵的体现，“礼”“道”是超出了设计本身的造物思想，并作为原因、原理在造物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属于设计思想的范畴（图1、图2）。设计作品、图录等属于广义的“文献” 范畴。古有“左图右书”之说，文字文献是设计思想、设计史研究的主要依据，但“图”则更加直观。古代设计思想对“器”与“物”的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传世设计作品、考古发现的设计作品、民间传承演化得以存在的设计作品以及以图像、图录等文献形式所记录的设计作品。前三者可以纳入实物范畴，而图像、图录等文献则仍属于文献学研究对象。但设计思想研究所涉及的图录、图像，比传统文献学范畴下的图录、图像更加宽泛，以金石文献“再现”不同时期“器”与“物”的艺术作品，都可以作为设计思想研究的对象。设计图录主要包括两种 ：一是金石文献中有关金石器物的图谱，如宋王黼《宣和博古图》；二是综合文献图录，如明王圻、王思义编《三才图会》，以及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中所涉及的服饰、工具、器物、机械等图谱资料（图3、图4）。
图1 ：西周“鲁中齐”四足铜匜，内铸铭文“鲁司徒中齐肇乍皇考自走父宝匜，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是西周寓礼于器的实物见证。
图2 ：春秋多足铜盘，是古代沃盥之礼器，表达对天神及祖先的恭敬之情。
有人把具有历史研究意义的古迹、文物、模型、绘画也称为文献。我们在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依据中单列此类，是因为其可以直观展示设计作品的“原貌”。傅斯年突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之地下史料范围，提出了“直接史料” 的概念，认为“直接史料”除了“甲骨彝鼎等刻有文字的材料外，还包括考古实物，如陶器、铜器、房屋及前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其它器物”㉑。设计思想研究的“直接史料”可以定位为“直观史料”，包括传世设计作品、考古发现的设计作品等 ；另外图录、图谱、美术作品等所记录或描绘的器物，也可以作为设计思想研究的直观依据。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重视图谱所具有的文字文献不能替代的功能，如王俭（452 ～ 489）在编撰《七志》时专门列了“图谱志”。当然，真正认识到图谱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献学家是南宋郑樵（1104 ～ 1162），“古今之学术，而条其所以为图谱之用者十有六”㉒，十分强调历史研究中“图”“文”互证的重要性，认为“图”与“文”是类似经纬、动植物的关系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图，植物也。书，动物也。一动一植，相需而成变化。”㉓如果不重视图谱的特殊功能，历史就可能成为“虚学”，这可以看作是宋人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历史学家郑振铎（1898 ～ 1958）是继郑樵之后，又一位重视图谱研究价值的学者，指出“图与文如鸟之双翼，互相辅助。”㉔其所编《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一书，涉及名人画像、古代器物、墨迹、文化遗址、重要图谱文献、善本书影以及书画、工艺品、雕刻、壁画等多种图谱，是中国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生动直观的佐证资料。他批评了当时历史研究忽视图像文献的现象，认为史学家如果只专注于文字研究，不关注器用、图谱、时事等，那么呈现给读者的就是枯燥的史学。在西方史学研究中，也不乏重视图谱研究价值的学者。法国历史学家伊波利特 · 泰 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 1828 ～ 1893）想“以绘画而非文献为史料来撰写一部意大利历史”㉕，这一观念的出发点是立足绘画表现现实与生活的再现性，将绘画看做记录历史变迁或社会现实的直观文献。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 · 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 ～ 1900）主张一个伟大民族可以通过“艺术之书、行为之书和言辞之书”㉖三种路径记录自己的民族历史，其中最可靠的是“艺术之书”，究其根本同样在于对图谱或实物 “直观性”的肯定。由此可知，无论是图谱，还是具有图谱属性的绘画、图片、图录等，都是设计思想研究的重要依据，其承载的信息和物象是研究成果的重要佐证。
图3：明代《三才图会》之车制之图，转引自张道一《考工记注译》。
图4 ：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之木构建筑卯榫图，引自马炳坚《中国古建筑木作营造技术》。
3、田野调研与器物遗存等活态文献—古代设计思想研究依据之三。利用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方法调查民间工艺、工艺制作者以及仍在广泛使用的器物等遗存，是设计思想研究的活态依据。文化人类学是以近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物质创造、社会制度、行为方式、认知状况及团体生活为研究对象，得出所谓“文化的解释”㉗的成熟学科。其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即通过具体访问、直接观察、具身体验等方式收集鲜活的研究资料，作为问题阐释的依据。田野调查也是设计思想研究的重要路径，包括人、器物及其人文与社会生态环境等在内的调研资料，都是设计思想分析的活态依据。如美国人类学家鲁道夫·P·霍梅尔（Rudolf P.Hommel，1887 ～ 1950）在20 世纪初通过田野调研，收集整理了中国南方120 多类传统工具和器物，几乎涵盖了中国人手工时代的日常工具，并结集出版《手艺中国 ：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一书，全书采用数据测量和实物图片相结合的方式，是以田野调研作为设计思想研究的重要实践活动，为中国设计思想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田野调研所获得的活态资料拥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其一，田野调研是基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民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时代语境，对器物进行的技艺、装饰和制作者等方面的资料梳理，也是对器物进行人文、社会、自然等深度“解读”的基础。从设计发展史来看，由于受到环境、材料和技术的影响，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造物往往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在没有受到工业化、信息化影响的条件下，自我发展了几千年，是古代设计思想研究的“活化石”；其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大量文字文献没有记载的设计和工艺等内容。以《天工开物》为例，书中所记民间工艺有 18 类107 项，其中 16 类 59 项在贵州仍然存在，占记载项的 55% ；其三，通过器物制作者、使用者的使用及口头传承，可以更直接地了解设计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真实内涵 ；其四，通过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新的文字文献和设计实物。文字文献包括石碑、艺人传承谱系、艺人笔记等 ；实物文献包括现存器物、工艺技术等。这些新发现，可以成为已有文字文献、图谱文献等研究成果的有力补充。总之，文字文献和图录、图像文献、田野调研的相互印证，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设计思想研究的依据，这一点比历史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研究，其研究依据既与一般历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又拥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唯有结合设计学学科的发展现状、设计实践、时代语境、社会需求等，从传统造物的文化内涵出发，立足传统工艺、造物、材料、文献、图谱以及典型设计，凝练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关键词”、典故、案例，合理把握中国古代设计思想的精髓，辨析其在现代设计中的意义和价值，才能解决现代设计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从而推进设计范式构建、促进设计实践发展、丰富我们的设计知识结构。董占军，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教育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博士，二级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设计中国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010-68396408
xuehuiwangzhan@126.com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乙2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