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李祥林：蜀地织锦•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二）
时间：2024-05-30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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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是丝绸之路商贸、文化交流的活跃区域，东西文明在此交汇，演绎出有声有色的风云故事。自汉至唐，西域作为地理概念包括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广大地区，丝绸之路这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就是通过西域地区的。西汉王朝控制西域时期，这片土地上有诸多小国，如《汉书》所称“三十六国”。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的尼雅遗址位于尼雅河畔，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所在。前述舞剧《五星出东方》，便演绎了西域戍边的汉庭校尉与北方匈奴在精绝古城经历种种事件后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剧中女主角即精绝首领的女儿。历史上，精绝国以农业为主，乃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商贾云集，繁华富庶。东汉后期，精绝国被日益强大的鄯善国兼并。后来，受魏晋王朝节制，唐朝时其都城尚存，称尼壤城，清代称尼雅城。据《汉书·西域传》介绍：“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厄狭，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新唐书》之《西域传》和《地理志》都曾述及地处于阗以东700里的“精绝国”。后来，岁月流逝，精绝国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直到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初探遗迹，在此掳走700多件出土佉卢文、汉文简牍、精美木雕后，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故城才重新为人所知。关于精绝国变迁及消亡的原因，不见史书记载，或以为是尼雅河水退缩而沙漠化加剧的结果。
在成都举办的有关展览（李祥林摄影）
尼雅遗址出土的织锦上有“中国”二字，该词在古代文献中原本有多种使用，含义或窄或宽，要么指京城、国都，要么指国内、内地，要么指天子直辖的区域，要么指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要么指诸夏及汉族建立的国家，不一而足。汉代以来，人们常常把黄河流域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根据尼雅遗址织锦护膊的年代，汉代织锦护膊上的“中国”应指中原王朝。“五星”乃古代天文学名词，“五星者，一曰岁星、二曰荧惑、三曰镇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说苑·辨物》），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从自然天象看，五颗行星聚合在一起的景象奇异而罕见，因此人们将它联系到时政大事，赋予其政治性的星占学意义，并且形成一整套可称为古代中国“政治天文学”的话语体系，影响着朝野上下，也贯穿着数千年王朝历史。关于五星聚会，战国时期星占家应有记录，只是前人著作已佚，难以查考。古代文献中，对此天象被用来为王朝现实服务的政治化寓意，《汉书·天文志》言之甚明：“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白以兵，从辰以法”。正因为“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所以，星占学中的“五星聚会”在政权执掌者眼中便成为事关朝政、军事、社会、天下的头等政治符号化天象，或曰，是政治化天文学符号。
尼雅遗址1号墓地及汉代织锦出土情况
前述尼雅遗址出土织锦涉及“羌”的话题，本文结合川西北羌族及其历史再来谈谈此。当今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在四川，川西北羌人有祖居地在甘青河湟地区的族群记忆，岷江上游出土的文物跟马家窑文化有关联。后者属于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文化，因初见于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得名，其“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在整个陶器中约占20—50%，随葬品中的彩陶有时多达80%以上，在中国的所有彩陶文化中，这个比率是最高的”。行走丝绸之路，考察马家窑文化遗址及器物，在这纹饰之“彩”上不难发现远古彩陶与后世锦绣有某种神韵的默契。无论具象性的鱼、鸟、兽、花、草等动植物图案，还是抽象性的网纹、波纹、圈纹、锯齿纹、漩涡纹、＋字纹、卐字纹、八角星纹等象征符号，都可在远古彩陶和后世锦绣之间读出某种对应。在中华历史上，由于这种纹饰之“彩”，说后世锦绣与远古彩陶有千丝万缕的文化承续关系，不会有多大疑问。“古代羌人的聚居区甘青一带，已经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而着眼宏观，“整个甘青远古文化与羌人或其先民都有一定联系”。考古发掘表明，“在茂县、汶川、理县等地出土的彩陶等与陇西、陇南出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相似”，而在岷江上游羌族传统工艺中，亦不难发现其民间织绣图案与丝路彩陶文物图案之间相通，对此笔者有文章指说。证诸田野，2016年由笔者任学术专员的拍摄团队给羌绣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国芳做抢救性记录，她在谈到羌绣传统纹样时屡屡提及“缸砵边”，这正是羌族刺绣向陶器借用纹饰的历史记忆和民间口碑。
马家窑彩陶、汶川街头仿古彩陶景观以及羌绣店里的织绣品（李祥林摄影）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联系古代中国、印度、波斯以及欧洲的经贸人文大通道之总称。丝路迢迢，商贸往来不断，文化交流频繁，东来西去，留下了许许多多故事。出土于丝绸之路的“五星出东方”织锦，数年前在文博单位张罗下曾亮相于“‘丝路之魂’——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让更多观众得见。2017年3月由四川、甘肃二省联合多地筹划的这次文物展，有立体实物，有平面图片，内容丰富，形态生动。其中，有莫高窟、榆林窟代表性洞窟原尺寸复制窟8个、敦煌彩塑临摹品12尊、敦煌壁画临摹品70幅、敦煌藏经洞绢纸画复制品25件、藏经洞出土文献真迹10件、敦煌花砖真品10件，种种文物从魏晋南北朝到元代皆堪称各时期有代表性者。跨区域合作举办的这次展览，有意识地汇集了南北丝绸之路沿线多家博物馆的藏品，开人眼界。其中，五彩斑斓的“五星出东方”织锦尤其成为亮点。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国旗上选择“五星”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标志，自有其缘由。“五星出东方”，一个不乏诗意的象征符号，给人许多遐想。一片远在大西北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汉代织锦，见证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丝绸纺织技艺的灿烂，也标示着中国西部民族互动大走廊上蜀地与他方的文化关联，是蜀锦也是国锦史上的骄傲。在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呼声中，来自蜀地又连接丝路的这片绚丽织锦为我们了解传统工艺、把握历史信息、知晓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例证。工艺非小道，民间有大美，此言不虚。
“丝绸之路”的概念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见于其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及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涉及的当是汉代以丝绸贸易为核心的古代商路。随着此概念流行，学界对之的探讨和理解不断深入，又有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说法出现。2019年，在荣新江、朱玉麒主编的《丝绸之路新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中收录了29篇论文，话题汇集为“汉唐之间丝绸之路与相关问题”、“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典籍与文书”和“丝绸之路的考察与记录”三大类，诸文所涉丝路不只有从繁华帝都到荒芜大漠、途经西域的那条陆上商路，还有海上丝路、高原丝路、东北亚丝路等，反映了学界研究丝绸之路的新成果。丝绸之路延续两千年，横跨欧亚非，促成各个文明之间的互动与交往，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渝或巴蜀地处中国西南，谈到“蜀锦之乡”与丝绸之路的联系，人们常常言说的是西南丝绸之路，但汉代织锦“五星出东方”及相关丝织品在大西北出土，刷新了世人的认识，“不仅证明成都很早就融入了北方丝路，而且表明成都很早就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西域和海外”。精美的古代织锦，牵连着蜀地天府和大漠西域，铭记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传递出丰富的民俗文化语义。有唐一代，“陵阳公样”在益州丝织工艺家窦师纶主持下诞生，从工艺上突破了六朝以来的装饰风格，在传统织锦基础上汲取波斯、粟特联珠纹等外来元素而富有独创性，成为中华织锦史上的高端产品。历史表明，“汉代中西陆路交通，盛极一时”，三国至隋与西域之交通时断时续，及至“唐室勃兴，开拓疆土，远及于中亚细亚，于是中西交通，复见昌明”；与之相应，汉代有蜀地精美织锦沿着丝路西传，唐代有西域文化东来促生“陵阳公样”，二者均跟国力强盛背景下中外交通畅达有关。
古往今来，工艺关联着时代、社会、风习，美的创造总是在跨区域和跨族群的文化交流中激发活力，生生不息。“文化交流是互动的。……讨论中华美学和艺术的融合性，对此自然不可有偏废。总而言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中国的美学及艺术正是在族际互动、区域整合、内外交通的历史进程中成就其格局和呈现其风貌的。”美学如此，工艺亦然。从文化遗产（物质和非物质）切入丝绸之路研究，多年习惯使然，世人更多关注的是文学、绘画、雕塑等对象，研究成果不断也多有成就。其实，调整视角，从高大上的纯艺术转向接地气的实用物，结合丝绸之路运用多重证据法研究民间工艺同样可为空间甚大，这对于我们从高站位和大格局认识中国民艺或民艺中国也益处多多。目前实施的“‘一带一路’民间手工艺探源工程”，其积极的现实意义我想亦不外乎在此。
作者：李祥林，四川成都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四川省民俗学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编纂出版专家组成员、《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小戏·四川卷》主编，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多年并在国内及海外做过上百场非遗讲座，历年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逾200篇。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华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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