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一百四十多年的发行史也是一部完整的邮票设计史。从邮票设计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邮票的图像艺术、色彩、齿孔或者造型形式，是在以工具性为起点，在思想观念和技术推动下逐渐成为精神与艺术上的审美对象，从而蜕变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功利性的设计艺术作品，从中也可以看出设计美学始终包含着实用与艺术这两种功能主义与超功利性审美精神的辩证统一。

邮票是传播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微缩“百科全书”，邮票设计属于典型的平面设计艺术。邮票不仅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邮资凭证，同时也是具有人文精神的艺术作品，是极具欣赏价值与研究价值的美学对象。中国邮票作为近代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下诞生的邮政工业产品，同时作为近现代平面设计媒介，已经具有一百四十年历史，其发展的历史进程系统包含了设计美学从发生到发展的演进脉络，因而可以成为研究设计美学演进的绝好经验对象。

一、邮票图像语境的功能发展和审美嬗变

设计美学的本体意义及其价值告诉我们：由理性对感性实行的审美判断在人类设计的轨迹中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的关系，设计作品本体的存在现象不仅反映出表象和深层次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反映出它们共同的审美特征。邮票是应近代邮政工业发展需要所发明的一种附属产品，是一种代表、象征政治权力的邮资凭证。邮票的载体是白纸，但白纸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价值和具有天然货币属性的金、银不可能相提并论，这种成本低廉的一般等价物从甫一面世就不可能作为一种单纯的“白纸”存在，必须赋予它必要的政治符号意义从而保证其经济价值。这也成了邮票从由政府一开始主导发行就必须印有代表面值的数字和象征其政治权力的发行机构铭记的原始动因。

（一）从近代的“钞票”审美观到建国十七年图案审美艺术化的初步建立

1878年，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所发行的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2]一套三枚，分别印刷了“壹分银”“叁分银”和“五分银”三种字样来进行面值区分，并印有汉字“大清”“邮政局”和英文“CHINA”“CANDARINS”等字样来代表发行机构，如果画面仅仅标注面值和发行机构铭记，那么邮票幅面难免会留有较多的空余空间，这也为人们提供了设计图案的余地。诞生初期的邮票图案，首当其冲的作用就是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强化其货币功能。“龙”的形象作为象征皇权的政治图腾印在邮票上则既可强化邮票的政治功能，又可起到庄严肃穆的辅助装饰作用。图案尽管也兼具一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艺术性与其作为有价证券的本体功能相比，其实微不足道，这个时期的邮票，本质上就是作为一种纸钞之外的“辅助钞票”[3]，主要还是强化了政府对其所赋予的经济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邮票发行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计划性”，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也成立了邮票设计室等专业的设计部门，建立了从事邮票设计的专业队伍。从1949年发行纪1《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始，每一套邮票的设计师、版图雕刻师的名字都有明确的姓名记载，其图案设计也和具体的创作者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一方面既体现了对美术工作者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此时的设计师不仅是邮票产品流水线作业中的一名执行者，其设计也代表了个人的艺术创作水平。随着新中国集邮活动的活跃与1955年1月28日《集邮》杂志创刊，邮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邮票设计的艺术口碑对设计师个人的声誉影响很大，这也更加激发了设计师们的创作热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邮票的选题开始变得丰富起来，尤其是特种邮票，每年国家都计划发行一定数量的祖国文化题材的邮票，如《伟大的祖国（五组）》《东汉画像砖》《中国古生物》《剪纸》《金鱼》《菊花》《唐三彩》《丹顶鹤》《中国古代建筑——桥》《蝴蝶》《黄山风景》《民间玩具》《熊猫》《金丝猴》《殷代铜器》等，相比于政治性更强的纪念邮票，这些题材对于设计师来说，具备了更强的艺术表现空间。

邮票的功能转变和技术解放也是促进其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晚清、民国时期邮票的货币功能优先，尤其是普遍采用雕刻凹版印刷技术，其色彩单一、图案乏味，形似繁缛的纸钞，严重制约了设计手法的多样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邮票的价值属性一开始就有它的宣传属性在其中，而雕刻凹版的单调表现手法显然无法满足这种功能需求。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纪念邮票开始，就尝试采用胶雕套印的印刷技术以满足邮票多样化的图案语言表现，之后多套邮票陆续尝试采用胶版、影写版或者影雕套印的印刷技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至1960年以后，单纯的雕版工艺在邮票印刷中已经极少采用了，这一方面从技术上解放了邮票图案的视觉形态，另一方面则是使设计师获得了极大的创作空间。如韩象琦设计的《儿童》采用了色彩丰富、线条表现活泼的民间绘画手法；孙传哲设计的《剪纸》采用与主题内容相契合的剪纸形式表现；孙传哲、刘硕仁等设计的《金鱼》《菊花》等邮票开始初步尝试采用写意国画或工笔重彩国画进行表现，这些创作手法使邮票图案更具艺术韵味。除了职业邮票设计师以外，《熊猫》《牡丹》等一批邮票还专门聘请了国画大师吴作人、田世光来创作原画，再由孙传哲、邵柏林根据画稿进行设计。由此可见，功能的转变也促成了邮票设计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内在转变。

（二）从重视设计图案的政治宣传功能到审美艺术化的发展与嬗变

1949年到1966年，随着我国邮票题材范围的扩大，邮票设计中的艺术性也逐渐增强，使这个时期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邮票艺术作品。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邮票的发行与设计工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邮电部于1967年3月31日下发了《关于取消纪、特邮票编印志号的通知》，邮票发行计划彻底被打乱，原有的纪特邮票发行被彻底取消，一些原来计划中的文化类选题也被当作资本主义“毒草”取消了。1967年4月20日，中国邮电部军管会在北京发行了第一套“文字邮票”[4]《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正式拉开了“文字邮票”的序幕。因为邮票志号的取消和发行的无序性，“文字邮票”中“红光亮”的独特设计风格几乎就是同时期宣传画的微缩。这个时期的邮票审美，政治性压倒了艺术性，也将其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从1970年开始，邮电部发行新的编号邮票，邮票画面开始逐步摆脱早期“文字邮票”的“红光亮”风格，也不再印政治口号、毛主席语录和人物肖像。编号邮票题材内容也丰富起来，《熊猫》《出土文物》《儿童歌舞》等多套文化性主题邮票问世。在设计表现上也重新运用了一些过去被批判的写意国画、民间剪纸等艺术手法，这个时期设计师的艺术发挥空间也逐步扩大。1974年开始，邮电部开始发行J、T志号的新纪特邮票，早期的J、T邮票基本延续了编号邮票的设计风格。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行各业都紧紧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改革发展，邮票的审美内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是邮票题材的政治功能削弱和审美艺术化。虽然邮票作为传播国家形象和承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其政治功能绝不可忽视，但中央同时也认识到了邮票是传播中华文明的载体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明需要的艺术产品。[5]因此，从1978年开始，中国国粹艺术、生肖文化、民俗文化、名胜古迹、古代文物、历史名人、古典名著、民间故事、神话传说、诗词歌赋、成语寓言等各种反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题材被逐步搬上了邮票画面。如陈全胜设计的《三国演义》、周峰设计的《水浒传》等古典名著主题邮票，设计师运用传统国画中工笔重彩与连环画技法，通过多组画面表现了原著中的一些重要场景，深受集邮爱好者好评。与此同时，对特种邮票的选题，邮电部也开始广泛征集民意，通过对集邮爱好者征文、召开座谈会等各种方式来挖掘新的题材，以满足广大集邮者和群众的需求。地方选题方式的实行，也让更多的地方设计人才有机会参与到邮票设计中来，许多民间、地域风格浓郁的创作风格也融入了邮票设计中，这极大地拓宽了邮票的创意思路和艺术风格。其次是邮票功能逐渐商品化。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实行政企分开的管理思路，邮票也逐渐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1998年3月，邮电部被正式撤销，其职能由信息产业部与国家邮政局接管，后来成立了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来负责邮票的发行和销售。这也意味着国家对邮票的选题和内容不再直接进行行政管理，只实行监管、审批和审查的责任，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企业和市场。而邮票作为中国邮政集团最重要的“商品”，需要靠更吸引人的题材内容和更优秀的设计来赢得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邮票的审美需求和艺术需要得到极大释放，实现了“日常生活审美化”。

2002年5月10日，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需要，中国邮政发行了我国第一套个性化专用邮票《如意》，之后又陆续发行了《鲜花》《同心结》《一帆风顺》《天安门》《花开富贵》《吉祥如意》《五福临门》《岁岁平安》《和谐》《国旗》等多种主题邮票以满足市场不同的个性化需求。个性化专用邮票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邮票发行思维的进一步市场化，从最初允许企业、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图案，到允许把个人肖像放到附票上，越来越多的机构、个人都可以参与到邮票的设计中来。当然，随着个性化专用邮票的推出，附票[6]的图案设计由于设计者水平参差不齐，不可避免会出现审美庸俗化的倾向，但总体而言，对于更广泛地开拓邮票市场和让更多的设计师参与到邮票设计中都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邮票功能设计、视觉形式与精神审美的发展

晚清、民国时期，设计师不过是整个邮票生产环节中的一名“工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邮票设计实现了初步的艺术转型，但当时的历史环境依然束缚了邮票艺术和审美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风格迥异的各类艺术家、设计师逐步成为了邮票设计的创作主体，凸显了设计师在整个邮票生产环节中的独特地位，他们甚至迈出国门与世界级邮票设计师双向交流，使得中国邮票的设计水平逐步与国际接轨。

与纯粹的艺术作品更加注重精神层面的审美需求相比，设计活动是为造物而服务的。因此，设计的原初目的，或者说设计之美从一开始就必须满足造物工具意义上的合目的性。一把剪刀即使花纹雕刻得再漂亮、造型再优美，如果不能剪纸裁布，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剪刀”，只能说是一把形状像“剪刀”的雕塑或装饰品。我们不能认为物质意义上的合目的性就不是设计美的真实表现，恰恰相反，作为设计美的显现，内在精神所向往的审美形式的合目的性终究会寻找到最合适的物质形态。正如人类创造的器皿、建筑、汽车等各种物器，都经历了从工具性到超功利性的发展过程。邮票作为一种邮政产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同样经历了从功能主义到精神审美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一）齿孔：从工具到精神审美的邮票本体象征

邮票齿孔和图案、铭记、面值要素一样，已经构成了邮票的重要识别符号之一。但邮票齿孔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基于功能需求而创造并最终演变为邮票的一种精神审美乃至本体象征。1840年，英国发行的世界上最早的“黑便士”邮票并没有齿孔，使用时需要用剪刀剪开，很不方便。1848年，阿切尔发明的邮票打孔机解决了这个不便，从此邮票也从“无齿”时代进入了“有齿”时代。邮票齿孔的直接工具价值就是方便裁分整版邮票，并根据邮资需要任意组合使用。

同时，邮票齿孔也是重要的防伪功能之一。1866年10月，法国集邮家勒格拉在他的论文《关于邮票齿孔的研究》中提出测量齿孔度数是研究邮票的一项内容，也是鉴别邮票真伪和区分不同版次的一个重要依据。勒格拉对邮票齿孔度数的防伪理论，引起了集邮爱好者的关注，也使邮票发行机构意识到邮票齿孔功能除了用于方便裁切，也可以应用到邮票上来，这也成了邮票齿孔在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次功能拓展。

中国发行的第一张海关“大龙邮票”晚于阿切尔发明邮票打孔机和勒格拉的齿孔防伪理论。因此，中国邮票从诞生开始就自然具备了邮票齿孔。但此后七十年时间，邮票的齿孔蕴涵虽然几乎已经停滞于这两种功能，但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邮票习以为常的本体符号。

在有齿邮票已经成为绝对主流的时代，偶尔出现的少数“无齿邮票”成为了醒目的奇葩。1894年改版慈禧寿辰纪念邮票、1897年日本版蟠龙邮票和1898年伦敦版蟠龙邮票分别推出过双横连、四方连或阔边的无齿版本，从现存档案资料中，我们已无法确切地查证这些无齿邮票究竟是为吸引市场而推出还是无意间漏打了齿孔。1915年发行的“开国纪盛”和“北京一版”样票因为未打齿孔流入市场成为“无齿邮票”。当然也有在革命战争时期发行的解放区邮票因为环境艰苦不具备打孔条件，如解放区的“稿”字邮票、山东战邮1944年发行的第一套毛泽东肖像等无齿孔邮票。

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有齿邮票时代，无齿邮票却因为其市场稀缺性成了邮票收藏者眼中的香饽饽，价格也大多高于同类图案、版次的有齿邮票。这也是一种邮票齿孔功能为满足集邮爱好者猎奇需要的审美功能创新，但究其本质来说，这种审美性依然具有较强的功利性目的。其时，邮票发行部门为了增加集邮者的收藏兴趣，也专门配套发行了少部分如《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梅兰芳舞台艺术》《儿童》《熊猫》《金丝猴》《麋鹿》等一批无齿孔邮票。这些无齿孔邮票一般发行量较小，发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供集邮者欣赏和收藏，因此，在邮票收藏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此外，也有一些小型张邮票采取了无齿形式设计。与传统邮票不同的是，小型张由于边纸面积较大，加之没有打齿孔，外形看上去似乎不像邮票，整体看上去反而更像是一张邮政明信片，比如1987年发行的《曾侯乙编钟》（小型张）、1989年发行的小型张《马王堆墓帛画》（如图1），尽管它们的图案设计合理、印刷精美，但被不少集邮爱好者质疑“看上去不像邮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邮票齿孔已逐渐脱离了它原有的纯粹工具性意义，转入了精神层面的审美意义，成为了邮票之所以“像邮票”的本体象征。因为就“符号体系或者符号复合体而言，它的类特征对我们就是第一重要的，因为它们是外在的信息资源”[8]

APS异型打孔技术的发明是邮票发展史上的又一次技术革新。1998年6月27日，我国发行了《何香凝国画作品》邮票，在邮票边缘的齿孔中部对称打了两个椭圆形的齿孔，这也是中国第一套采用异型打孔技术的邮票。异型齿孔最初也是一种用于邮票防伪的新型技术，但椭圆形打孔的视觉缺陷在于邮票未撕开和撕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觉感，对半撕开以后很像一个比较长的豁口，以至于问世之初一些邮迷因为不清楚这是“故意”打造的齿孔形状，还以为是邮票被撕烂了。但这种技术却为设计师提供了新的灵感来源，让齿孔开始真正融为邮票审美趣味的一部分。在设计上，一类是直接通过异型的齿孔设计来增加趣味感，如1999年的《澳门回归祖国》小型张，在邮票的四个角分别打了一个五角星的齿孔，2002年发行的《步辇图》小型张采用了四角“十字形”齿孔设计，2004年《甲申年》邮票设计了“六角星形”齿孔防伪技术，普30《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采用了“哑铃”形状的打孔。另一类则是完全颠覆以往邮票齿孔成方形排列的固定形式，直接设计为与画面图形、寓意相吻合的齿孔排列。如2004年发行的小型张《神话——八仙过海》（如图2），因为画面中汉钟离的宝扇和飘逸的袖口破出主图画面到了边纸上，齿孔也就顺着图案排列打成了一个“耳”形。2005年发行的《世界地球日》邮票，设计师陈绍华和郝旭东将齿孔直接设计在画面中，而且排列与画面中的地球圆形造型完全吻合，并在四周又设计了四个“星星”形状的异形齿孔。2008年发行的《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小型张，齿孔索性设计排列成了醒目的“30”形状，《婚禧》（如图3）个性化专用邮票将齿孔排列成两个交错重叠的“桃心”，寓意着夫妻之间的心心相印。

至此，邮票齿孔已不是单纯地作为工具性意义而存在。它既成为了邮票本体审美的一种符号象征，也超越了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艺术审美，成为了邮票设计美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邮票设计创意及寓意表达的一个重要元素之一。邮票齿孔的审美发展演变，也正如阿恩海姆谈到的“这种结构之所以会引起我们的兴趣，不仅在于它对那个拥有这种结构的客观事物本身具有意义，而且在于它对于一般的物理和精神世界均有意义”[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