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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彭兆荣、王永健、巴胜超：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一）

时间：2023-12-30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62 分享：

艺术民族志是艺术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文本呈现，艺术民族志的写作应回归文化体性。艺术民族志包含两种基本指喻：1.以人类学为基本的认知视野、以人类学学科的知识为背景、以人类学田野作业为方法对艺术进行符合人类学范式的民族志“书写”；2.以艺术的技巧和手法对人类学“民族志”的技艺化。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与社会情境中，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不仅需要对艺术事象的历史与文化场域的洞悉，而且应具备对于艺术事象本身相关知识的储备，方能实现真正的写文化与写艺术的双重突破。

一、文化体性与艺术民族志

巴胜超（以下简称“巴”）：什么是民族志？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约定俗“称”。民族志最早来自文化人类学，既指一种基于田野调查完成的研究文本，也指一种研究方法。在以《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为标志的人类学学科反思之前，大致经历了“业余民族志、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在文化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中，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逐渐加大，衍生出诸如“虚拟民族志”“微信民族志”等基于网络社会的研究与写作。在传媒人类学中，也有学者将“民族志”视为一种方法。原本来说，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本呈现，方法是田野调研，某种程度上，民族志指称文本更合适。

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因为学者学科背景的差异，艺术学科背景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而非艺术学科背景的人只是少数，对“艺术民族志”的认知也存在问题，特别是习惯于“采风”的艺术家们，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时，有没有一种范式可供他们借鉴？

彭兆荣（以下简称“彭”）：文化人类学对民族志书写规范的探索，从学科诞生之日就开始了。人类学降于西方，西方范式引领在先，其认识论建立于“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主位—客位”二元对峙的基础上。从1986年《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出版开始，学界对于西方民族志范式的反思，已然持续不断。该书的重要撰稿人之一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指出：“通过关于‘现实’和‘认识主体’的表征检验的知识就是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这种普遍性的知识就是科学。”20年之后，即2006年，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序中谈到《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时，认为它是“美国人类学的一个分水岭”，“以极为美国的方式把对知识主体的关注变成了告解室里以自我为中心的讨论”。他指出，虽然《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引起学术界激烈的讨论，但民族志“知识主体的自我中心”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他还提醒中国学术界，如果要对民族志批判性思考的实践有什么贡献的话，独立的“知识主体”至为重要。以西方范式的反思为启发，我认为，中国民族志书写的首要之务，是要回到中华文化的具体语境、情景和知识主体，即中华文化的“文化体性”。

什么是文化体性？我初步将表现为认识、实践、表述相融合的知识主体称为“文化体性”。在不同文明类型的背景之下，民族志者分属不同的文化体系，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在不同文化传统体系中形成“集体”和“个性”惯习，即“文化体性”。这些特性在民族志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特殊的生命和身体表达的意义特性。

因此，任何民族志都是“体性的”，艺术民族志亦然。一方面，艺术民族志包含身体行为，包含对艺术对象的认知，包含对主、客体生命的价值体认；另一方面，也包括特殊的表达方式。艺术民族志者通过“参与观察”身体活动和行为，将其呈现于民族志，才可以最终确立和确认“本土化的某民族志作品”。“体性”之谓与身体行为和表述不可须臾分隔；“身体表达”可以理解为对传统认知上“客体—主体”间“介体”的强调，它不仅是一种交流形式，其本身就介入“客体—主体”，因此“客观”“主观”的分类便显出缺失。以这样的眼光，传统民族志所“热衷”的问题于是“不在”“不再”；人们不再去强调科学或艺术所引起的诸如“照相机”或“眨眼”问题，因为它们囊括于身体叙事中，只属于“技术”范畴。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民族志也包含着以下两种基本指喻：一是以人类学为基本的认知视野、以人类学学科的知识为背景、以人类学田野作业为方法对艺术进行符合人类学范式的民族志“书写”。这种情形更多地指向一种应用人类学范畴，即作为“艺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而言。二是以艺术的技巧和手法对人类学“民族志”的技艺化。事实上，实验民族志范式中就存在着对民族志写作“艺术化”“小说化”的实验因素，这种情况更多的是指在实验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中，当“科学”已不再是民族志“圭臬”之时，在民族志范式中所出现的“艺术化”表述实验和实践的倾向。

王永健（以下简称“王”）：我对巴老师和彭老师的讨论十分认同。巴老师辨析了何谓民族志，并就当下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对于艺术民族志的认知问题做了反思。彭老师回溯了西方范式的人类学民族志的发端与对民族志的反思，并从民族志书写的角度提出，中国的民族志书写要回归中华文化的知识主体，即“文化体性”，这个概念很重要。艺术人类学乃西方舶来之学，传入中国不过30余年，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交叉学科，其跨学科的学术视野表现出了非凡的影响力，受到了艺术研究领域众多学者的追捧。但不容否认的是，艺术人类学在中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众多研究者对于艺术民族志的认知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对何谓艺术民族志、艺术民族志的学术规范等问题并不是很清晰。

阿兰·巴纳德认为，民族志是关于民族的写作实践，是人类学家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的方法。迪迪埃·法桑认为，民族志既是一项客观化的工作（通过研究方法），也是一项主观化（通过经验）和沟通交流（通过文字书写）的工作。高丙中认为，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从三位学者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获取的认知是，既可以将民族志看作是一种人类学创立的研究某个特定族群及其文化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最终文本呈现，是田野知识的收集、分析和阐释的积聚。刚才彭老师对艺术民族志本身所包含的两种基本指喻做了界定，对当下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学者而言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

既然彭老师对“文化体性”做了界定，认为艺术民族志应该是体性的。我想进一步追问一下，是不是在艺术民族志的撰写中也要有“艺术体性”的观照？即对艺术事象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艺术形态、艺术特点等进行书写，文化体性与艺术体性的结合方能体现艺术民族志的主旨所在。

彭：“文化体性”涉及认知、体验与表述问题。我在《体性民族志》中有这样的表述：“人类学降于西方，西方范式引领在先。以学科史上几个阶段的讨论观之，科学／艺术、客观／主观、实证／阐释、客位／主位等二元对峙的阴影一路伴随。而中国文化自成一体，‘天地人’三才、三维、三位的形制为文化体性的根本。因此，我国民族志探索的首要之务是回归中华文化的‘知识主体’，即文化体性，并使这些特性在民族志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特殊的生命和身体表达的意义特性。”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范式也自然要涉及“知识主体”问题。“体性”还包括主体与客位相互给予的关系。人类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思维认知，比如在原始时代，人类与他们周围的动、植物或文化现象存着“亲属关系”，“图腾”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列维-布留尔把这种现象归纳为原始思维的“互渗律”。但是，由于不同的族群在对象的体验和表述上拥有独特的知识主体，即使是在“图腾”的相同现象上，由于知识主体的不同，导致了认知、体验和表述上也会有所不同。我认为，中国艺术民族志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知识主体”的范式表述，而特定的知识主体也会影响到艺术形式、艺术特点等。张颖博士与我合著的《丹砂庇佑：龙潭古寨乡土景观绘本民族志》就是一个尝试性工作，即以“绘本”的艺术表现方式传达独特的文化体性。

二、艺术民族志写作的文法探索

巴：目前关于“艺术民族志”的讨论，多集中在方法论推介、人类学视野普及、艺术民族志分类（如音乐民族志、舞蹈民族志、美术民族志）上，对于最基本的民族志文本形式，讨论较少。任何文本（包括艺术民族志）内容与形式都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互为因果的。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中，文本形式如何规约艺术民族志的规范性？何种文本形式可以规约田野调研的深度？在文本形式与内容的互动中，如何突破“写文化”的反思，真正达到“写艺术”的高度？

王：对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学界多有讨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田野现实，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会呈现出不同的写作方式，如在原住民社会与复杂文明的城市社会，便不能以一以贯之的用研究原住民社会的方法来研究城市社会。如何在一般意义层面上形成一种具有共识性的书写规范，从而对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产生规约性的指导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写文化的转向，其重要的标志是1984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民族志文本写作高级研讨会，参会者以反思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民族志写作中的种种问题，试图探索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的民族志写作范式，以期寻找人类学的未来。他们认为，传统的科学式的民族志书写与人类学研究范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应提倡文化表述的政治学、诗学和史学相结合的民族志书写，这无疑提出了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理念，对当代的艺术民族志书写亦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做田野研究，其漫长的历史线使我们在艺术民族志书写中应该投以史学维度的观照。记得我曾经组过一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的稿件，当时是邀请了英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莱顿教授与两位中国学者项阳教授、罗易扉教授一起来探讨“历史人类学视野观照下的艺术研究”这一话题，他们就如何运用历史人类学视野进行艺术研究，如何在艺术研究中嵌入历史意识，艺术研究又如何回应历史维度、观照社会现实这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探讨。如，项阳教授提出了“接通”的研究理念，即在田野研究中要将历史与田野进行衔接贯通。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并举的研究范式颇有启发意义。如果想了解他们的探讨可以找这篇文章来读一下。所以，历史维度的观照应该贯穿于田野研究的始终，这也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与田野情境决定的。

巴老师所言在文本形式与内容的互动中，如何突破写文化的反思，真正达到写艺术的高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当前艺术民族志研究领域较为前沿的问题，值得展开探讨。霍华德·墨菲指出：“艺术民族志的撰写意味着人类学不仅可以从宗教、巫术、亲属、性别、法律与经济等问题去考察和描述不同文化的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也可以通过艺术的考察从另一个角度去达到这一目的，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西方世界‘艺术人类学已经步入一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通过对艺术的考察与论述，同样可以实现写文化的目标。但是，我想这种论述并非只是平面化的记录与表述，它对于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对艺术事象的历史与文化场域的书写，而且应具备对于艺术事象本身相关知识的储备，在此基础上的阐述会更加深入，方能实现真正的写艺术。

彭：写文化或写艺术，本质是在做“文化表述”。我曾经系统讨论过“文化表述”，存在四重反思的面向：第一重，是对“西方话语”的反思。当下中文学术圈中的表述，如“艺术”“民族”等词语，很多是从西方取道日本后转译进来的，需要基于中华文化语境进行本土化再阐述。第二重，对“汉民族话语”的反思。诸如许多少数民族博物馆的展陈设计，都以诸如唐代、宋代、元代等公元纪年来进行年代“换算”，而没有以各民族自己的“历志”进行历史表述，在文化多样性维度，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展示值得反思。第三重，是纵向历时性维度的反思。“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学术输出占主导，中华文化本体的历史发掘却处于“弱势”，这需要反思。第四重，是对“写文化”的反思。事实上“书写文化”把“非书写”的口传文化、口述传统遮蔽了。除了口述传统，身体表达、绘画表达、音声表达、记事表达、行动表达等应该走到表述的前台。

巴：而且很多艺术形态，本身就综合了文字书写、口述传统和视觉符号等多重元素。在彭老师对“文化表述”反思的启示下，我基于《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的田野、采录、整理、出版，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艺术民族志写作的文法。

《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中所指称的“阿诗玛”，从艺术人类学的视野看，是一种“复数”的民间艺术形态：1.在非遗语境中，《阿诗玛》指“口传叙事长诗”，属于“民间文学”类，口语说、唱、吟、诵，是“非遗”《阿诗玛》的核心特征。2.从非遗传承保护的整体性看，民间文学《阿诗玛》传承的村落空间、建筑格局、亲属制度、器乐舞蹈，都与《阿诗玛》有关。3.从民族文化旅游化、资本化、产业化、传媒化的“社会情景”来看，基于“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所衍生出来的旅游村寨、主题景点、吃住行游、文化商品、节日习俗、影视作品等，均是“阿诗玛文化”的一部分。

对于“复数”民间艺术形态的研究，需确立“艺术整体观”，即从艺术所在的社会空间、生活实践的整体性把握艺术。从2014至2016年，调研团队深入“阿诗玛文化”之持有者——彝族撒尼人聚居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因为县域面积并不大（面积1777平方公里，辖3个街道、3个镇、1个乡），调研团队采取了“地毯式”调研：以县城为起点，对石林彝族自治县的每个村寨进行“阿诗玛文化”的主题调研。

团队成员坚持每天写作田野日志（部分为事后补写），分门别类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归类，拍摄影像素材，同时对彝族火把节、密枝节等节庆活动进行持续性、相对完整的影像记录。至2016年底，调研告一段落。

对调研材料的整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2017、2018年，基于田野日志、调研资料、研究论文和影像资料，团队以《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为名，整合出版了这些田野资料。

《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田野日志”。集合了2014、2015、2016年团队进行“阿诗玛文化”主题调研的田野日志，此部分文字尽量保留了写作者的主观情感，相对真实地呈现了调研者与研究对象的相遇过程和交流现场，相对完整地记录了调研团队的研究过程、田野路线和回访情况。

第二部分“调查报告”。团队以“文化旅游情景中口传叙事长诗《阿诗玛》的传承研究”为题，相对客观地梳理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阿诗玛》传承人的传承现状和保护面临的问题。同时，对调研过程中采录的民歌、原创歌曲进行整理，完成了题为《阿诗玛的歌声：基于〈阿诗玛〉传统唱法集、民歌集合原创歌曲选的整理》的调查报告。

第三部分“研究论文”。团队从饮食、服饰、居住、娱乐、节庆、旅游等视角，对“阿诗玛文化”的传承、保护、创新、发展进行专题论述，完成了《厨房里的阿诗玛：彝族撒尼人食物体系的符号化表述》《民族文化旅游情境中的撒尼杀猪饭》《指尖上的阿诗玛：彝族撒尼刺绣的传承阐述》《文化遗产格致论视角下撒尼传统服饰文化的变迁》《撒尼民居的遗存现状与文化变迁》《阿诗玛舞步：撒尼民间歌舞的守护与传承》《密枝节祭祀中女性的缺席与在场》《旅游开发背景下石林彝族火把节文化变迁的探析》《阿诗玛导游：云南石林景点导游作为景观的旅游建构》《阿诗玛文化旅游的乡土景观》《文化旅游背景下少数民族节庆品牌化发展研究：以中国石林国际阿诗玛文化节为例》等研究论文。

第四部分“影像（音）文本”。团队以“密枝节田野图像”为例，以民间绘画中的密枝节传说和静态照片，深描密枝节的节日传说、节日前的准备、节日的过程和节日之后的情景。团队共获得了2009、2015、2016年三次密枝节的完整图像，也无意识地留下了两位毕摩生前进行密枝节祭祀的影像资料。从这些图像叙事中可以看到：在文化旅游情境中，同一个村落，不同年度的密枝节，从毕摩祭祀程式、祭祀团成员、祭祀内容、村民参与情况，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将视图文本与“田野日志”“研究论文”中的密枝节文字进行对照，读者可以从中发掘不同文本形态在描述同一文化事项时的差异和特点，并形成互文对照的阅读体验。

基于《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的“学术之旅”，研究团队提出一种“两种温度交织、四种文本互动”的民族志写作理念。

两种温度交织，指民族志作者在田野调研、文本写作中，均是以感性的沸点和理性的冰点在认识、阐述他者文化，存在着“冰点与沸点”两种温度的交织，存在着“我”与“非我”的“马林诺夫斯基难题”，亦即“主体民族志”所说的“知性主体”与“观念主体”。如何将“冰点”与“沸点”、“非我”与“我”、“知性主体”与“观念主体”进行相对客观、相对真实、相对完整的民族志呈现？“四种文本互动”是可供选择的方式之一。

四种文本互动，指民族志作者在文献综述、田野调研、文本写作过程中，对同一个调研对象，在民族志作品中进行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和影像（音）文本四种文本交错呈现的互动书写，田野日志能将作者情感的沸点、知性主体的“我”进行呈现；调查报告、研究论文能把作者理性的冰点、观念主体的“非我”进行呈现；影像（音）文本，包括研究中获得的照片、视频、绘图、录音等视觉和听觉资料所构成的文本，虽然影像（音）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我”的情感和理性印记，但与田野日志、调查报告、研究论文主要以“文字文本”写作相比，影像（音）文本在视觉、听觉上的文本补充，能让民族志文本的接受者较全面、完整地还原他者文化的世界，并在这四种文本的阅读对比中，对“田野与书斋”“人类学者与他者”“作者与文本”等“之间”的关系进行开放性的解读。

彭：巴胜超基于《阿诗玛》的调研，提供了一个从微观方法论层面值得借鉴的模式。在艺术民族志写作中，特别是基于“文字”的民族志研究——比如文学作品，如何进行“文学民族志”的书写？我最近提出了《文学民族志：一种学科协作的方法论范式》的理念，我对文学民族志范式的设计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在认知上突出文学对生活的“回归”，建立“源于—高于—回于”生活的完整和互动机理。第二，凸显和辨析文学的文字权力特征，并将其置于历史变迁的发展脉络中，特别是“解放”和恢复地方社会的多元表述的历史诉求。第三，文学民族志要求研究者必须到对象的“现场”，以田野作业的方法，确立获取资料的原则及具体的取材、取证方式。文学民族志至少在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进行交叉、协作，具有实验民族志的特点。

作|者|简|介

彭兆荣，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遴选草案特别会议”中方专家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项目主持人、首席专家。联合国“人与生物圈”（MAB）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巴黎大学（十大）讲座教授；巴黎大学（索邦）高级访问学者；柏克利加州大学（UC Berkeley）人类学系访问学者及项目合作教授。在2016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位列民族学排名第2位，社会学排名第29位。2016《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中，位列民族学图书学术影响力第1位。

王永健，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秘书长，日本关西学院大学高级访问学者（2019-2020），日本基金会日本研究Fellowship（RJS-FW）项目资助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文化遗产与文化景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两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文化部科技司委托课题、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部级课题四项。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有三篇论文分获“费孝通艺术人类学奖”“全国艺术学学会优秀论文奖”和“费孝通田野调查奖”。

巴胜超，昆明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象征的显影：彝族撒尼人阿诗玛文化的传媒人类学研究》《阿诗玛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寻找阿诗玛：人类学写作的四种文本》《遇见阿诗玛：文化旅游情景中阿诗玛文化创新发展研究》《传媒、旅游与多民族乡土景观的变迁》等著作，拍摄《王的祭奠》《回到沙溪》《漫长的舞步》等纪实影像，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学、传媒人类学。

民族志书写的历史、方法、理论，在文化人类学界是经典的老问题，而在中国艺术人类学界，却是亟待剖析的新问题。笔者之一王永健曾谈到：“近年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源自田野的个案研究成果，就深度而言，走马观花式的田野采风居多，且侧重于事例和数据的平面化描述，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来说，便很难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富有说服力的研究结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田野的时间规范、长度深度、多点调研、动态追踪，在艺术民族志书写中，除遵循“历史与国家在场、正视文化变迁、归还文化解释权力”外，有没有一种简洁直观的方法，既能体现田野的深度，又能重塑“写艺术”的话语目标，并以此与西方艺术人类学形成平等讨论的话语空间？2020年末，在王永健博士的邀请下，彭兆荣、王永健、巴胜超三人，就“文化体性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问题进行了交流，附文如下。请方家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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