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新民:汝窑的考古发掘研究_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唐宋时期盛行窑以州为名,汝窑因位于宋时期的汝州故名。1987年在我国文博和陶瓷工作者的多方努力下,终于在宝丰县清凉寺村找到了烧制汝窑瓷器的窑址。经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十余次考古发掘,于2000年发现了汝窑中心烧造区,近年又出土了一批仿青铜素烧器和所谓“类汝瓷”瓷器,逐步揭开了汝窑的神秘面纱。1950年,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先生实地调查,最早发现宝丰清凉寺瓷窑遗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河南省考古工作者和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冯先铭、叶喆民等也多次实地考察汝窑遗址。叶喆民1985年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首先提出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一条寻觅汝窑窑址的有力线索”。
一、汝窑的发现
汝窑的发现颇费周折,屈指算来前后经历半个世纪之久,我国几代陶瓷和考古工作者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1986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河南宝丰县瓷厂王留现展示了他在宝丰清凉寺采集的1件天青釉洗,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重视。上海博物馆汪庆正于当年底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并于1987年出版《汝窑的发现》一书,认定宝丰清凉寺瓷窑址为汝官窑遗址。1988年、1989年和1998年我们又作了3次考古发现,也发现了多座窑炉,但出土瓷器均为民窑产品。瓷器品种有白瓷、青瓷、黑瓷、钧瓷、白地黑花和三彩器等,时代从北宋早期一直到金、元时期。1987年10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瓷窑址进行试掘,开挖探方2个,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现典型御用汝瓷10余件,遂将该窑址确定为汝窑遗址。
2000年的10月18日,由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先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叶文程先生及耿宝昌先生等参加的汝窑考古专家研讨会在宝丰县召开。与会专家在考察了窑址现场后一致认为:中外陶瓷界苦苦寻觅半个世纪之久的汝窑瓷器烧造区已经找到,这是中国陶瓷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随着各大新闻媒体的相继报道。这一重要发现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关注。2011年至2016年又先后在汝窑中心烧造区进行了六次考古发掘。计发掘面积3400余平方米,清理出宋至明代窑炉12座,作坊及建筑基址8处,出土大量素烧器和一批天青釉瓷器,大大丰富了汝窑的文化内涵。上述近30年先后14次考古发掘,终于揭开了汝窑的神秘面纱,为全面认识汝窑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2001年是汝窑的发现者们值得欣慰的一年。6月,国务院公布宝丰清凉寺汝窑址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月,宝丰清凉寺汝窑发掘项目继1990年被评为“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后,又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0月,中国古陶瓷学会2001年年会在汝州召开,中外陶瓷专家学者180余人聚会专题研讨汝瓷;12月,宝丰清凉寺汝窑窑址的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评为田野考古三等奖。
二、汝窑瓷器的特征
(一)传世的汝窑瓷器
北宋灭亡后,金人入主中原,窑工南迁,窑区荒废,汝窑由于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的时间较短,故传世瓷器不多,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之叹。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九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高宗赵构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向其进奉的一批宝器中,就有汝窑瓷器16件。由此说明南宋皇室十分喜爱汝窑瓷器而汝瓷在当时已成为珍稀之物。清宫所藏汝窑瓷器的数量,可以从《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中推知大概,仅雍正七年(1729年)一次点交的汝窑瓷器就有31件之多,而且只是洗、盘类造型,远超过了张俊向南宋高宗的进奉数量。
现存汝窑传世品究竟有多少件?过去有多种说法。一是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流传至今者不足百件,为宋代名窑中传世品最少的一个瓷窑”。二是1987年上海博物馆出版的《汝窑的发现》一书中附有“传世汝窑瓷器一览表”,详列传世汝窑瓷器65件。三是200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宝丰清凉寺汝窑》,列有传世汝窑瓷器74件。四是2015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汝瓷雅集——故宫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窑瓷器荟萃》,列出传世汝窑瓷器90件。
(二)乾隆皇帝的汝窑观
乾隆皇帝不仅鉴赏瓷器,吟颂诗歌,还令造办处工匠将自己的诗作刻在汝瓷上。尽管乾隆具有非常高的瓷器鉴赏水平,但他曾把1件钧窑天蓝釉紫斑枕和雍正在位时仿烧的汝瓷误认为北宋汝窑瓷器,也有把汝窑瓷器当成钧窑瓷器题诗的。目前传世的汝窑瓷器刻有乾隆皇帝御制诗的共计21件之多,其中有8件为咏汝窑诗,13件是吟咏宫窑诗。此汝窑洗现藏于香港,为收藏家关氏所收藏。此器附有一信签,由陈元辉书于清光绪丙午年(1906年):“我家所藏汝窑碟,先大夫瑞安公得于京师琉璃厂者也。其底原刻高宗纯皇帝诗一首,后因惧祸,雇工铲去。诗云:赵宋青窑建汝州,传闻玛瑙末为釉。而今景德无斯法,亦自出蓝宝色浮。”
明代画家徐渭在其《墨芍药》画中题诗:“花是扬州种,瓶是汝州窑,注以江东水,春风锁二乔”。清代小说《红楼梦》第三回曾经描述贾府荣禧堂有1件汝瓷:“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左边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觚内插着时鲜花卉”。在《红楼梦》描写的四大家族中,也只有贾府拥有1件汝瓷。
(三)汝窑瓷器的造型
2000-2002年在宝丰清凉寺汝窑烧造区的发掘,在不少地方瓷片堆积后度达20厘米,汝窑瓷器占全部出土瓷片的98%以上。出土的汝窑瓷器,其造型、釉色和支烧工艺与传世品几无二致,可以说汝窑传世品中的所有器类均能在窑址中找到。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不少传世品中未见的新器形,主要有香炉、梅瓶、鹅颈瓶、方壶、套盒、盏托、器盖、碗、盘、盆、钵、盒等10余种,不少器类还有多种造型。在出土的汝窑瓷器中,既有仿照青铜器的造型,如三足樽、三足洗、方壶、圆壶等,也有作为宫廷陈设用瓷的水仙盆、薰炉、瓶类和洗类器等。但在出土器物中占比例最大的还是碗、盘、盆、盒、套盒、盏托、执壶等日常生活用具。
(四)汝窑瓷器的装饰
汝窑瓷器的特征:一是天青釉;二是香灰胎;三是满釉支烧,支钉细小如芝麻状;四是细碎开片,器表呈现鱼鳞状或冰裂纹。
传世的汝窑瓷器极少装饰,除花口盏托盘面有凸棱、三足樽腹部饰弦纹外,仅见椭圆洗内底部刻以双鱼纹。与传世品不同的是,在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不少器物表面还饰以花纹。其中,莲纹是最常见的一种装饰,如在薰炉的炉壁模印仰莲、底座呈荷叶状,盏托的托壁模印覆莲,碗、钵的腹部模印三层莲瓣,鹅颈瓶的腹部刻有折枝莲花。其次为龙纹,在瓶的腹部刻以攀龙,盒的盖面上刻划盘龙,钵的内底模印盘龙,其钵的器表还刻有海水波浪纹,再次为双鱼纹和铺首衔环装饰,分别见于椭圆形洗内底和方壶的腹部。此外,还发现鸳鸯、鸭龙、狮等雕塑,皆盘居或蹲居于炉盖的盖面,形象逼真,制作精致。
三、汝窑的烧制工艺
(一)范模制作
模具是汝瓷制作工艺的主要手段之一,可分为内模和外模两类。内模以轮制为主,常见的为素面。素烧而成。胎呈黄色,表面涂一层白粉。主要有碗、盘、碟、盏、洗等。外模皆手制,对合而成。除个别的器型复杂为素面外,绝大多数有纹饰,胎体有白色和粉红色两种。常见的有莲花炉、套盒、龙、鸟、狮头装饰等。从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范模看,宋代对宫廷用器尺寸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少器物是使用范模制作而成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一般认为是仿烧汝窑,史料中曾记载修内司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可知宫廷用器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
(二)玛瑙入釉
汝窑瓷器施釉较薄,釉色莹润,有的呈半透明,有的呈乳浊状。大致以天青类为主,釉色变化大,包括了粉青、月白、卵青、青绿等多种釉色。从科学测试的结果看,汝窑瓷器的烧成温度不高,约为1200±20°C,胎中尚有19.3%的气孔率,呈未完全烧结状态。宋人笔记中记述汝窑“内有玛瑙末为釉”,在宝丰清凉寺汝窑址附近确实有丰富的玛瑙矿,至今仍遗留着开矿的巷道。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宋代地层中,还保留一大件玛瑙矿石和出土有一些玛瑙石碎块。李家治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一书中认为,玛瑙是一种SiO2的隐晶矿物作为配釉原料性质同石英相似,用玛瑙制作御用品,当然会显出汝窑产品的珍贵。
(三)支钉支烧
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支烧具,常见的有支烧器座、垫饼支烧、垫饼垫烧、垫圈支烧和垫圈垫烧等。垫饼支烧可分为厚饼和薄饼两种形式。厚饼支烧皆五个支钉,耐高温性能较差,支钉与饼面粘接不牢,易脱落。此类垫饼支烧常见于汝窑早期窑炉和地层内,为汝窑创烧时期的作品。薄饼支烧大小不一,常见的有五支钉和三支钉,胎质耐高温性强,饼面与支钉粘结性良好,不易脱落,可以反复使用。垫圈支烧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是汝瓷烧造成熟时期的支烧具。圆形垫圈支烧采用优质高温耐火材料制成,大小不一,皆方棱圆形,圈面上等分手捏5个支钉。椭圆形垫圈支烧,数量较少,工艺讲究,应是烧制椭圆形水仙盆的专用垫圈。
这次发现的宋代窑炉20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的西北部。窑室周壁用耐火砖垒砌,一般由窑门、火膛、窑床、隔增和烟囱组成,大致分作两种形制。一种计7座,窑室面积较大,平面结构呈马蹄形,前圆后方。另一种计13座,窑室面积较小,平面呈椭圆形,皆呈连体式布局,即两窑一组并列,共用一个工作面。根据地层、窑炉间的叠压关系和出土的遗物分析,马蹄形窑炉的年代略早,大约为汝窑创烧的初期阶段,而椭圆形窑炉偏晚,约在北宋晚期御用汝瓷烧造的成熟时期。
上述窑炉仍属于北宋典型的半倒焰式馒头窑,火焰在进入窑室后,先上升到窑顶,热量遇阻向下燎烧窑底,烟气则从吸烟孔经烟囱排出窑外。从窑炉附近不见煤灰和火膛普遍较浅看,烧制汝窑瓷器的燃料是柴而不是煤。其中,椭圆形窑炉窑室面积奇小,便于控制窑内温度,其窑壁烧结程度很高。同时,这里还出土有大量用于测试窑炉温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饼,表明烧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视窑炉火候和温度的控制。这里的匣钵也与其它区域出土的匣钵有别,往往在匣钵表面还抹有一层耐火泥,对于密封匣钵接口和匣钵内温度应有一定的作用。
四、汝窑的年代与性质
2000年度在汝窑瓷器烧造区的发掘,我们根据地层和遗址的相互叠压关系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既烧制满釉裹足支烧的天青釉瓷器,又烧制豆青和豆绿釉刻、印花瓷器,有少量豆青、豆绿釉瓷器也为满釉支烧,但支烧痕较大,出土的匣钵多呈褐红色,外壁不涂抹耐火泥,皆用支烧垫饼,支钉粗状,支钉与饼粘接不牢,应属于汝窑瓷器的原初期阶段。在该阶段地层(T36④)和遗迹(Y3)内各出土“元丰通宝”铜钱1枚,表明汝窑瓷器的创烧不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
第二阶段以天青釉瓷器为主,传世的汝窑瓷器形制在这一阶段应有尽有,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器类。烧制工艺趋于成熟,绝大多数匣钵外壁涂抹一层耐火泥,支烧垫饼的支钉小而尖,新出现了支烧垫圈。从出土的一些模具标本看,该阶段的不少器类采用模制,器物造型工整,器壁厚薄均匀,充分显示出当时窑工制作的精细程度。在属于该阶段的遗迹F2内曾清理出1枚“元祐通宝”铜钱,并在同期地层内伴出有宋哲宗时期的“元符通宝”和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等铜钱,说明汝窑瓷器的成熟阶段应为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
在1987年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被确定为汝窑遗址之前,研究者对于汝窑的认识比较一致,认为汝窑就是专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窑场,也即北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部分传世品。如冯先铭早在1964年发表的《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中指出:汝窑是由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一部分专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一部分是民间烧制的瓷器,现在称它“临汝窑”,这是汝窑的主要部分。李辉柄在其所著的《宋代官窑瓷器》一书中,不仅认为宝丰清凉寺汝窑址为官汝窑,而且提出它就是北宋官窑,把文献记载中的汝窑与北宋官窑合二为一,“从考古工作者的调查中可证实其发掘物与宫中传世汝瓷相同,从而有力地证明宝丰清凉寺遗址就是官汝窑的所在地。在遗址范围内除发掘一部分官汝窑器物外,还获得了较多的民汝窑器物。这与《坦斋笔衡》中的先‘命’汝州造青窑器,后‘自’置官窑烧造的记载的历史一致的。”
在宝丰清凉寺窑址确定为汝窑遗址后 ,关于汝窑的称谓也随之增多,为了区分所谓的官汝与民汝,出现了诸如“汝官窑”、“官汝窑”或“北宋官窑”的提法。我们认为,宋至清人文献中均以汝窑名之,大家已经习惯并认可,似不必另起“汝官窑”或“官汝窑”之名。
五、汝窑瓷器的价值及影响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中,其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汝窑天青釉无纹椭圆水仙盆;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馆之宝中,宝丰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的汝窑刻莲纹鹅颈瓶入选,表明了汝窑瓷器的珍贵价值和学术地位。
汝窑对后世的影响。汝窑在厚釉工艺、满釉支烧工艺和两次烧成工艺等方面,对于其后的韩国高丽青瓷、南宋官窑、汝州张公港窑和钧窑瓷器都有一定的影响。2017年10月是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考古发现30周年,汝窑遗址展示馆和汝窑博物馆相继落成对外开放。汝窑博物馆建筑面积5970.74平方米,陈列以“汝窑为魁”为主题,展示内容分为“汝瓷之源”“青瓷典范”“汝窑遗绪”“保护发展历程”4个部分。汝窑博物馆总展品1100余件,其中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文物893件。
孙新民
1982年1月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分配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至退休。1997年1月任副所长,1999年4月至2013年5月任所长、研究馆员。曾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和郑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先后负责和主持发掘了开封北宋东京城、巩义北宋皇陵、宝丰清凉寺汝窑址、鲁山段店瓷窑址和巩义窑址等10余项大型考古项目。著有《北宋皇陵》、《宝丰清凉寺汝窑》、《巩义黄冶窑》考古报告。主编陶瓷图书10余部,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考古简报和科研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