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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孙若风：中国乡创美学拓荒人陶渊明

时间：2023-09-14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89 分享：

陶渊明的出现，给东晋最后一抺亮色，也留下了玄学士人的绝唱。

（一）

陶渊明，字元亮，后更名潜，有时自称五柳先生。他没有在东晋担任重要职务，也非硕儒杰烈，用他自己在《五柳先生传》中的话说，“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但他在《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均有记载。一介文人，却一传入三史，而且距他时间不远的梁代太子萧统还为其编集作序，由此可见他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陶渊明卓然特立于这个时代，是由于他经过生活和思想两方面的磨砺，达到了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陶渊明经历了生活的种种跌宕。他的出身对其个性和心态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其曾祖陶侃，是与王导一起创立东晋基业的开国元勋，任晋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曾任安城太守，在陶渊明八岁时去世。幼年失怙的陶渊明在家道中落的过程中长大。他二十九出仕，旋即返归故里躬耕自资，然后又步入官场，又自动去职，如此反复数次，而且始终没有挤入权力上层。四十一岁时终于最后下定决心离开仕途，作《归去来兮辞》，从此隐居未出，六十三岁时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正始以来，世族门阀占据着仕途要津，寒门受到严重歧视和排挤。陶侃有大功于东晋，权力几可与王导分庭抗礼，史学家们也将二人分别比作辅佐周王室的周公与召公，但这位来自寒门的大司马仍被豪门士人瞧不起，据《世说新语·容止》，桓温甚至将他称为“溪狗”。陶侃之后，子、孙两辈相继为太守，三世为宦，已不能被视为寒门，但又不能算豪门，对其地位的判断就变得复杂了。与陶渊明是朋友的颜延之就在《陶征士诔》中说陶家是“洪族”，距东晋未远的有些史书和方志也认为陶家实际上已进入门阀世族行列，但是，从陶渊明为宦的经历看，他的贵族世家的身份是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的，至少是没有起到作用，这使得他只能在低层次的官阶上蹭蹬。在对家庭等级的自我认识上，陶渊明并未免俗，他在《命子诗》中不忘提醒儿子这个家庭曾经有过的光荣与辉煌：“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将出身上承唐尧，并将周时的司徒陶叔、汉时的丞相陶青列为家族前辈，这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文人习气，别人也都抱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然后，陶渊明又逐一摆出有案可稽的曾祖、祖父、父亲辈的显赫，其中不乏自矜和夸耀。但即便是世族，即便是保护世族的六朝，三世成终也是正常现象，王谢两家维持较久，特别是王家始终大树不倒，应说是奇迹。所以陶家的破落是一个正常社会现象。破落子弟的心理在陶渊明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优越感、反叛情绪与此或多或少地都有联系。

陶渊明五十多岁时组织的斜川之游是很能表明他的以贵族自居的意识的。此时的陶渊明已历经沧桑，但仍有兴趣与几个有身份的邻人来一场近乎游戏的春游赋诗活动。日子选在孟春辛丑日，这是晋室祖腊的日子，以示对创建东晋有大功的天潢贵胄陶家不忘晋制；方式则完全模仿石崇的“金谷之会”和王羲之的“兰亭之会”；写诗为文的基调和氛围则脱胎于兰亭诗人的创作。诗序云：

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儿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其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纪其时日。

在天气澄和、风物闲美的日子里，与二三邻曲临水赋诗，然后汇集各诗，并记录下参与者姓名、年纪和乡里，主题是“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这一切全是石崇、王羲之等人当年宴集的翻版。只是，盛华难挽，风流不再，往日的一觞一咏已随曲水东去，永不复返，陶渊明的这场聚会实际上只是对过去贵族风雅的追忆，对今日自己贵族身份的证明。

但现实中的陶渊明已完全落入困顿之中。据他自述，他走上仕途，就有“口腹自役”的因素，《归去来兮辞》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他三十岁时妻子死了，四十四岁时被一把大火烧了家园，生活愈见贫窘。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如此饥寒交迫的生活甚至使他感到人生了无乐趣，他在《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说：“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晚年时陶渊明甚至走上了几近乞讨的路，他在《乞食》中说：“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最后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

陶渊明是能够直面自己生活处境的跌落这一现实的，也可以想见这种跌落对他人格和心态形成产生的影响。他在《咏贫士》中承认“贫富常交战”，极度贫困的生活，确实会引起心理的振荡，引起对自己坚守的人生准则的质疑，但他还是在“道胜”的鼓舞下，平静地咀嚼着生活的痛苦和不幸。当然，这种咀嚼使他吸收了营养，这也是生活给他的回报。

他还在对多种思想的批判与借鉴中得到了精神的滋养，东晋末年的江州浔阳，是各种思想碰撞、交汇的地方。范宣、范甯相继在这里倡导儒学，《晋书·范宣传》云：“范宣字宣子，陈留人。家于豫章，尝以读诵为业。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对于儒学来说，是很久以来未有的盛事了。“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可见风力之深。青年陶渊明遇上了这样的弦歌之声，并受到熏陶。作为大家之子，他自幼接受了《诗》、《书》等儒家经典的教育，成人后始终以儒学激励自己，其《荣木诗四章》其一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按他的口气，是要终生追随圣人，至死靡悔的。他时时表白自己的这种追求，如“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他有时还指斥经学倾颓的社会风气：“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从他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其生活准则、目标的规范。

陶渊明还生活在佛学兴盛的环境中。就在二范倡导经学的同时与前后，佛学也在江州浔阳大畅其风。王羲之的儿子，也就是谢安侄女谢道韫的丈夫王凝之在担任江州刺史时，一方面上疏皇帝激烈抨击范宁兴办儒学，一方面为弘扬佛法撑腰。正是以他为依托，慧远来这里的庐山结庐传法，在这位一代佛学宗师的主持下，庐山成为东晋后期佛学的摇篮。陶渊明与慧远来往频繁，陶的好友、与他共为所谓“浔阳三隐”的刘遗之、周续民是坚定的佛教徒，曾参与慧远的建斋立誓以期西方的活动。陶渊明在这样的交往中很难说没有受到影响，但总的说来，他对佛学是不以为然的。《莲社高贤传》载：“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忽攒眉而去。”慧远最著名的理论之一是“形尽神不灭”论，陶渊明的诗歌《形影神》，实际上可视为与慧远论战的文字。

道教也同样因王凝之的推波助澜在浔阳势力大振。王凝之本人是五斗米道徒，后来他在浔阳又死于孙恩之乱，而孙恩就是五斗米道的教主。陶渊明的从弟陶敬远是道教中人，陶渊明的门生也有道教徒。但陶渊明不信道教，并在诗歌中一再揭露炼丹求仙的欺骗性。他在《连夜独饮》云：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陶渊明认为，人有生死，是自古以来的常理，传说有松乔这样长生不死的人，实则虚妄。所以，有洒则饮，这是满足对酒的天然欲望，与一些人所说的以酒求仙无关。在生死问题上，陶渊明的态度一向是委运乘化，顺其自然。他的《形影神》在批判佛学观时，也横扫了一下道教理论。

在主导倾向上，陶渊明是一个玄学论者。他没有玄学著作，他的玄学观主要是表现在他的诗文中和行为上。他较有理论色彩的作品是与佛学、道教论战的《形影神》，其序云：“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非常明确地说其主要的思想武器就是玄学“自然”观。他在诗中说“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自然的伟力是无边的，万物都不可能逃离它的法则，人也不会例外。所以他主张，“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在《归去来兮辞》中自称“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崇尚自然，是陶渊明一以贯之的人生准则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艰难曲折的人生经历和风云际会的思想冲突，造就了陶渊明的心态。他迷惘过，苦闷过，妥协过；他曾拍案而起，曾拂袖离开混浊的官场、欣欣归乡。他因这现实的挤压更珍视理想，因对各种思想的锤炼站到了这个时代的制高点。

（二）

陶渊明依然是以放达的心态来对抗生的问题和死的问题的。

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陶渊明《归田园居五首》其一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就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里表白的是，在他来说，爱丘山是天性，固守田园是自幼的理想，三十年蹭蹬仕途，全是一场人生的误会，是无可奈何的选择。陶渊明的不少诗文都表达了这个意思。自幼喜爱自然山水，这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说从一开始他就绝意于政治，则是不真实的，因为，他在有的诗文中又表示他幼时的理想是另一个样子，如《杂诗十二首》其一：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泊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这里表白的又是，他少壮时是有横逸四海、大济苍生的猛志的，这一志向常使他激动不已，即使是在没有多少乐事时也会感到充实和振奋，是灰色的岁月磨去了壮志，宦海风波消融了英雄豪情。他在四十二岁归隐后还写有《感士不遇赋》，字里行间仍涌动着慷慨不平之气。他悲叹道：“自真风告退，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是真风去、大伪兴的现实，将富于进取心的有德之士逼归山野，壮志难酬。陶渊明为不得不隐的古人而悲，也是为自己而悲。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一定激励过他。其祖有大功于东晋政权的建立，这样的渊源关系也会增强他对朝廷、对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桓玄篡晋时本已归隐的他又毅然从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但归隐还是他最后的选择。东晋后期野心家弄权，政坛风波险恶，当然是促其肥遁的原因。然而，“不为五斗米折腰”才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心理动因，陶渊明的人格品流也在此处显现得最充分。《晋书·陶潜传》载，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邪！’”睥睨公卿，粪土王侯，这是正始以来不少士人的作风，陶渊明发扬的正是这一作风。但是，陶渊明的行为不是使性负气，也没有带有任诞色彩，它有道家的自由精神，也有儒家坚守节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执著态度。这种放达，没有从前士人的潇洒，因为陶家是贫寒的，陶渊明也说过自己勉强入仕是有着糊口的考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归隐就意味选择了饥饿与寒冷。令这一选择沉重的，还有他的社会责任感。在陶渊明的诗文中不乏对社会丑恶的针砭，他的《桃花源记》还构筑了人们共同的美好家园。归隐就很难发挥自己“大济苍生”的作用了。陶渊明义无反顾地踏上归隐之路，是自由个性的张扬，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其对社会的使命。自古以来不少隐士是“无道则隐”，在天下无道时不随波逐流，这就是要自己单独去固守道了。正始以来士人归隐者多多，但都与儒家之道无关，与坚守道义原则无关，但在陶渊明这里有关。这是陶渊明放达的新形式与新意义。

如果说因为“不为五斗米折腰”扬长而去是瞬间做出的决定，那么，辞官后的“固穷”则表明它绝非一时冲动。陶渊明最初归隐时生活是富足和惬意的，有田庐可居，有酒可饮，有僮仆可用。但五十多岁后日渐困窘，以至穷途潦倒，有时在浔阳里巷叩门求食，迹近乞儿。再度出仕的机会仍然是有的，朝廷曾下诏征他为著作郎，但他拒绝了。他的门生对如此固穷的意义提出质疑，他作《咏贫土》以作答。在这组诗中，他礼赞古代贫士荣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以孔子“君子固穷”的精神相激励。他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正是这些守贫先贤的生活态度和为人原则，给了陶渊明坚守下去的力量。他承认人有衣食方面的生存需要，承认对温饱日子的向往，但是，人不能因此而苟且，不能牺牲精神上的追求：“岂敢忘袭轻，苟得非所钦。”陶渊明的志向老而弥坚，离世的头一年，他贫病交加，但仍甘贫守拙，萧统《陶渊明传》载：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

“麾而去之”凝聚着陶渊明志不可夺的凛然气节和九死未悔的决绝态度，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精神的另一种体现。陶渊明的放达，不同于从前士人的飘逸，它带着血泪和叹息，带着殉道的悲壮。

陶渊明也是以放达的心态应对死的问题的，生之放达与死之放达相互呼应和补充。死的问题经常萦绕在陶渊明的脑际，他一次次地回答，实际上也是在一次次地给自己以说服和证明。可以说，死，是陶渊明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他经常直面这个人生最冷酷的事实，思考自己应该怎样活着。他为自己写了祭文和挽歌，表面看去是游戏之笔，但它表达的正是陶渊明最真实、最深切的感受。其《自祭文》的开头是：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昔。羞于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㥐漠。呜呼哀哉！

作者永辞人间时，天地间正一片肃杀之气，草木垂哀，故人同悲。生固然值得眷恋，但毕竟是不得不离开的旅舍，死是每个人永远的归宿。陶渊明并不掩饰对死亡的哀伤，他的放达并不表现在这里。他在《拟挽歌辞》中这样想像自己死后在亲友中引起的悲痛：“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他还想像自己死后的无助和寂寞：“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划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苍茫。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作者不想假装对生死看得很淡，他惜生、重生、乐生，所以他在《自祭文》中接着指出，茫茫造化，孕育万物，也孕育了他自己。就因为这一点，应该珍惜此生；也因为这一点，此生应该顺应造化。他这一生虽然含辛茹苦，饥寒交迫，但仍有生活的无穷乐趣。这种乐趣来自平静自然的生活方式，来自乐天委分的心境。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正是顺应自然之道的体现。不过，惜生，并不意味着要抗拒死亡，这不仅是无意义的，也是违背自然之道的。于是，尽管仍怀着一腔继续享受人生的热望，但在死亡来临时，还是坦然接受它，所以，他在《自祭文》最后说：

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愈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陶渊明在大化来临时能够坦然处之，无怨无悔，靠的是两条，一是生时顺应本性，活得自然充实；一是死时返归天地，不刻意强求死后对自己的安置。他在《拟挽歌辞三首》中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托体于大自然，这是自己个体生命的终结，同时也是其个体生命的延续。来自茫茫大块，又归于茫茫大块，这个生命的循环过程，也是自然之道的体现过程。陶渊明终于以放达的心态从死的恐惧与悲伤中解脱出来了。

与王羲之《兰亭序》中的生死论比较，陶渊明显得更为沉重与悲凉，这是出自对生命、对生活的眷恋。这位历经生活坎坷的人，却比那些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宠儿更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生活的痛苦使陶渊明更深刻地把握了生命与生活的底蕴，更深刻地体会到生命与生活的价值。陶渊明努力排解着死带来的沉重与悲凉，这使得他的放达更为艰难，也更为真实。

实际上，自正始以来的士人放达的流向在陶渊明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他仍是以富有个性的方式对抗流俗，以玄学为主要语言诠释人生遭遇的种种问题，但他毕竟经历了生活的磨砺和各种思想的滋养，他的放达是寻求个性的自由，也是在寻求社会责任感与道义感的实现。以个性解放为特征的士人的放达在这以前曾大放光彩，无论是对社会发展，还是对道德进步，都有过积极的作用。但到了东晋末期，其理论已经趋于停滞，其行为已经流于形式，当然，其光彩也黯淡下去。此时的陶渊明从生活的深处、特别是从生活的底层走来，从各种思想的交汇中走来，成为一位放达新人。

（三）

陶渊明与王羲之、孙绰等人一样，也期盼在山水田园中实现自己的超拔的愿望。不同的是，王羲之等重在静态观照，陶渊明重在动态参与；王羲之等是在对山水田园风光的欣赏中体悟“道”，陶渊明是在对山水田园的生活中体悟“道”。

陶渊明认为山水田园中有“真意”，但并非人人能够发现。其《饮酒诗二十首》其一云：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庐静心远，采菊东篱，悠然之中看见景色变幻的南山，又欣然与归来的飞鸟相遇。陶渊明认为，这里边就有“真意”，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

陶渊明在其《归去来兮辞》中描述了他的山水田园生活和在这种生活中的感受：“三茎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盘桓山水，日涉园林，在此中怡颜寄傲，自得其乐。不仅如此，还当断绝世俗之交，在亲切自然的交往与返真归朴的生活中感受人间的乐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如此生活和体验，更加坚定了陶渊明在山水田园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决心：“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农人的生活与真情，与农人的水乳交融的精神契合，是陶渊明珍视山水田园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超出一般士人的地方。其《饮酒诗二十首》之一云：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褛茅屋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这里的田父在某些地方类似于屈原笔下的渔父，都是劝人返归仕途，随波逐流。但在屈原的《渔父》中，渔父只是诗人一个批评的靶子，而陶渊明将他面对的这位田父当作朋友。观点是可以改变的，真情则弥足珍贵。他在不少地方描写了他与农夫的亲切往来，《移居二首》其一云：“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其《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云：“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与朴实率真的农民的往来，给陶渊明以温暖和慰藉，也丰富了陶渊明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这样的交往，成为陶渊明超迈流俗、体悟大道的重要途径之一。

陶渊明还将参与农家劳动和品尝生活的艰辛作为体验“真意”、弃绝尘俗的方式。在他来说，干农活并不是家道败落后不得已而为之。从《归去来兮辞》中可以看出，则辞官归来时，他家还有田舍僮仆，生活并不困窘，但那时他就表示愿意“植杖而耘耔”了。据他的朋友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在归隐的日子里，他“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费”，灌田园、编草席、打草鞋、卖蔬菜，他什么农活都干，没有心理障碍。他还以诗劝农，说“气节易过，和泽难久”，要大家抓紧时间，勿错过季节，即他在《癸卯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谈到自己参加劳动的体会：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他从人对衣食的天然需要出发，认识到务农是人生存之大道，虽然四体疲乏，但却不会有异患侵犯内心。于是，他坦然地荷锄于田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躬耕自资中体会人应该怎样活着的真趣。农家生活是艰苦的，特别是后来堕入困顿，他直面了很多人生苦难。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追求。梁太子萧统在《陶渊明传》中充满感情地称赞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志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的境界确实是非凡的，他站在艰辛的生活土地上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得“道”的乐趣、超越的乐趣。

但是，陶渊明渴望幸福的生活，并且塑造了一个理想的生活世界，这就是桃花源。作者描绘了一位渔人偶然之中的惊世发现——被桃花树林掩映的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独立社会，这里的情景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里生活富足，大家怡然自乐，人际关系也纯朴真诚：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邀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一片桃花林将此中的人与外界隔开，同时也与世俗隔开了。这里风气古拙，人情淳厚。陶渊明归隐后遇到的农夫是可以与之相比的，但不能比的是，这些农夫要受到苛捐杂税的盘剥，而桃花源中的人是没有这个负担的，陶渊明在序后的诗中说这里“秋熟靡王税”。

桃花源的真实性，还是留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去继续探讨，毫无疑问的是，它是陶渊明的理想世界。与正始以来的士人相比，陶渊明也是不满意于现实，不合作于流俗，都渴望着超拔，渴望着在另一个境界里实现自己的梦想。不同之处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前的士人超拔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空洞的，他们希望归于“道”，归于自然，归于永恒和无限，但都不免流于虚泛。陶泛明的目标则是具体的，它是一个带有原始社会胎记又远比原始社会富足的社会，没有国君，没有等级制的种种弊端，人们生活富足，精神悦快；二是陶渊明的超拔不是为个人的，而是为社会、为群体的，他在诗中说“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他远世高蹈要寻找的不是一己的天地，而是人人的天地。

陶渊明是东晋后期玄学精神的守望者。他坚守玄学中最根本的内核“自然”，以诗文弘扬之，以行为实现之。他融汇了儒学等思想，使玄学在即将退出舞台时将最后的目光投向大众，从而具有更深广的人文主义内涵和更切实的改造社会、变革时代的现实意义。在陶渊明之前，玄学历来是衣食无忧的豪门士族的语汇，是贵族化的语汇。当陶渊明带着苦难和血泪、带着大众的气息走进玄学，玄学发生了变化。玄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下坡路了，它完成了历史的使命，陶渊明的最后出台，为玄学争得了最后的光荣。但是，玄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思想，妨碍了他的视野，这是他个人的局限，更是时代的局限。

孙若风，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国建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人大、兰大、南开、武大、中大、中央民大、北二外专家、教授。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孙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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