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思想引擎，这急需我们从文化上推动“大国工匠”精神的彰显。然而，纵观工匠学术史不难发现，当今与工匠直接相关的设计史、工艺美术史、科技史等的研究，始终存在“重物轻人”现象。通过技术哲学分析框架研究发现，这与传统社会对工匠的规训、工匠技术的隐性、重技轻器等历史原因；与当今理性技术对悟性技术的排斥，大众对工匠的误读，及研究者的惯性思维等现实原因有必然联系。基于此，在文化建构的视角下，以“挖掘资料—变换视角—尝试建构”的逻辑尝试探究问题解决的路径，以期为中华工匠文化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思路。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3年第4期“美术学与设计学”栏目刊出  2023年8月28日出刊

随着国家对“工匠精神”的倡导，工匠文化一度成为社会关注与学界研究的热点。通过宣扬工匠文化进而培育“大国工匠”人才，树立世界品牌企业，推动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然而，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工匠群体自东周以降至明清长期处于被鄙薄的境地；而当今学界与工匠相关的实际研究中，也普遍存在“重物轻人”的研究现象。诸如“哲学史、思想史、美术史、艺术史等，工匠共同体多以背景出现。即使与工匠联系最为密切的科技史、设计史、工艺美术史等，也是以考察器物为主（当然，器物是人造的，也可以借此考察造物者——工匠，但这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即使涉及 ‘人’的因素，也多从接受者（受众、消费者）等角度探讨其审美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而往往忽略工匠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1]纵观中国历史，这种现象早已肇始，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唐代历史只叙述产品，而不叙述所用的技术。”[2]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技术是人的存在方式”；[3]或者说传统社会，工匠乃是技术的“化身”；抑或说“技术”乃是工匠的一种“巧”的能力，其实不叙述古代技术，就是不叙述古代“人”（工匠）。基于此，我们将通过技术哲学的分析框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对人的“缺失”原因做出分析，并从文化建构的视角，以“挖掘资料—变换视角—尝试建构”的逻辑来进一步探究问题解决的路径，以期为中华工匠文化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思路。

一、中华工匠文化研究中“人”（工匠）缺席的历史原因

技术哲学视域下，人与世界的联系是通过“技术”来实现的，即人—技术—世界的图示。狭义上看理解为工匠凭借身体技术，及其身体的延伸“工具”来创造物质世界（第二自然）。因此，我们通过技术哲学分析框架“社会技术”“身体技术”“工具技术”对工匠文化研究中主体性缺失问题进行分析。

（一）社会技术对工匠的规训

1.工匠长期的困辱与人身自由的受限

我国上古“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抟土作人”谱写了“圣人创世”的神话。伏羲氏作宫室，燧人氏钻木取火，皇帝作釜甑、造车，仓颉作书，史黄作图等，更是展现了“圣人创物”的传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据《考工记》载，大匠营国仍是主旋律。

随着春秋战国“井田制”“工商食官”的解体，大量手工业者开始脱离土地、脱离官府，从事私营工商业。无疑这威胁到了各诸侯国统治秩序。因此，各国纷纷采取“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4]的重农抑末政策。“工匠”自此拉开了被“困辱”的序幕。秦代大手工业主“迁”或“谪戍”，对手工业者采取重税；汉代以禁榷政策来垄断盐、铁、酒等行业，实施“算缗钱”的税收政策，控制工商业发展，并且要求商人加入“市籍”；魏晋南北朝时，工匠直接被排除在良民之列。唐代，对工匠管理实施“以资代役”的制度，这虽使工匠得到一定自由，但“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5]匠人直接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宋、元、明时期，工匠地位相对于前代有了很大提高，但匠籍对人身的束缚，及实际的生产中面临赋税、劳役及其官府、作头等的层层盘剥，工匠人身境况仍然十分堪忧。直到清顺治二年（1645年），匠籍制度正式废除，工匠人身自由才得到根本解放。[6]

2.“士”（学）与“工”（术）的分离

春秋战国“士农工商”四民的出现，预示着“士”与“工”、“学”与“术”的分离。尤其在隋唐至明清读书人进入仕途被看成是首要任务，科举考试相关的诗文、辞赋，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主要内容，与之不相关的科学、技术便大都被知识分子排除在焦点之外，工匠技艺、造作之事甚至常被读书人看作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7]这种认识，进一步导致“士”（劳心者）与“工”（劳力者）的分离，士人阶层与工匠阶层的地位和权利天壤之别。反观古希腊，统治者被视为“知而不行”的人，工匠被归结为“行而不知的人”——主人和奴隶的关系。[8]从劳动层面看，古代西方认为“体力劳动是卑贱的，因为它是物质要求所离不开的东西，它既不为政治服务，也不同理论知识联系，而理论知识正是人这种理性动物的特点。”[9]工匠被认为属于纯粹的执行劳动命令的无思想者技工。因此，不管是古希腊的“主人”—“奴隶”的分离，还是中国的“士”—“工”、“学”—“术”的分离，都反映了古代工匠在政治与文化权利中处于弱势的地位。

中西方只有到了近代才“把劳动赞颂为所有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动物提升到传统上由理性动物所占据的位置”，[10]才“把人定义为技艺人，一个工具制造者和物的生产者，从而克服传统持有的对整个制作领域根深蒂固的轻蔑和怀疑。”[11]工匠在长期历史发展中被排除政治权利之外，但古代技术却由“技术工匠这样一群沉默的大多数，这样一些没有话语权的人掌握着。”[12]

（二）工匠技术的隐性

传统社会工匠技术是一种凭借工匠身体和经验的一种“巧”的能力，类似于西方的技艺、技巧（Art或Skill）,区别于当今基于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Technology）。

1.工匠的技术默会性决定“无法说”

在古代工匠技术传播中，表现为“师徒传承，口传心授，亲身实践”等模式。工匠的技艺（technics）、技巧（skill）、手艺（handicraft）均属于不脱离身体、无独立文本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13]这种人化技术形态中技术与活动主体（工匠）呈现一体性特征，技术并不能通过文字、符号、事物来呈现，只能通过活动主体的行为示范来展现，并且技术会随着活动主体的消亡而消失。即古代工匠人化形态技术具有隐性与易消失性。工匠造物活动中，有些知识并不能通过言语表述，它表现在作坊内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中，这需要学徒不断地模仿、实践，直到这些隐性知识成为学徒的习惯，才能达到匠师的技术水平。很多优秀工匠技艺，会随着工匠的去世而带进“坟墓”里，这些知识很可能再也无法被重建，但这些隐性知识却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14]所以说，古代工匠本身不会，也不能将技术知识文本化，这势必造成文本化相关工匠资料的缺失。工匠技术的隐性特点以及工匠人化形态技术的易消亡性，在客观上制约了学界对工匠主体性的研究。

2.工匠的知识结构决定“不会说”

传统社会的工匠，并不像如今大众接受普及教育一样。他们大多世代依靠手艺制造为生。其自身受知识结构限制，并不能将个人技术经验凝结为系统技术理论知识，并通过文字、图画形式予以表述。甚至大部分工匠群体为文盲。[15]加之工匠技术属于一种悟性技术，且历史上他们并没有话语权。实际上，大多流传至今有关工匠的技术活动、流程、事件等文本，并不是工匠本人撰写，而是多由文人的转述。

3.工匠的行规、祖训决定“不能说”

传统社会技术的传承方式有父兄传承、家族传承、作坊传承等。而这些传承方式主要是依靠“亲缘”关系维持。即使是“作坊内的师徒传承，师徒之间也是具有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在民间就有‘师徒如父子’的说法”。[16]究其原因，是因为传统社会工匠技术并没有像现代知识产权一样受法律的保护。因此，工匠为了自身的生存及其行业竞争力，一些技术属于“看家绝活”的关键技术和知识，往往被认为是“秘密”。这也是为何坊间流传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的原因，所以工匠技艺既不能轻易外传，更不能著书出版。

（三）重“技”（技艺）轻“器”（工具）的传统

1.重“技”轻“器”的传统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传统手工工具（刀、斧、斤、凿、锯、砻等）仍以人力驱动为主，工匠的匠艺活动是以手、脑、心合一的行动。技艺高超的匠人，人—技术（工具）多数情况浑然一体。造物过程中，工匠—技术—世界的汇合点借助技术来实现，并且通过技术结为一体。[17]即工具作为工匠肢体的延伸—“具身关系”。工匠在实际技术活动中进行技艺的比较，对比的是技术的精熟程度，而不是工具的先进程度。古人虽提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传统，但就工具的专业化、数量、类型等与西方不可同日而语。例如单纯木工所用的刨子，德国博物馆中就有上百种之多，而中国工匠主要有“平推刨、线刨、蜈蚣刨”等几十种；又如西方常用的厨刀就有十八种，而“庖丁解牛”只有一把屠刀。这则寓言向我们展示的是“游刃有余”“近乎于道”的技艺，而不是庖丁用了十九年的刀具。

2.工具的流传与解读难题

工具作为工匠肢体的延伸，与其技术具有最为直接的联系。因此，对工具的解读成为研究工匠技术等问题最为直接的证据。石器时代，很多都是依靠石器、骨器等工具来判定的。但是，汉代以后厚葬习俗盛行下，工匠手工工具并不是作为陪葬的主要物品。正如芒福德所言“墓葬里置于人身边的是装饰品而不是工具。”[18]或者说汉代以降，中国大墓发掘往往多为礼器（祭祀器、玉器、车马器等）、生活器具（食器、布帛、家具什器、容器、饰品、书画玩物等）。普通墓葬多为生前使用的生活器具。手工工具类随葬品在墓葬中较少。其次，从工具的材料而言，传统“金、木、皮、玉、土”等五材加工，都离不开金属、木材质的工具。金属工具在使用废弃后，其可以再次熔化或锻或铸，而木工具极容易腐朽。历史留存下来的工匠工具较之其他器物少之又少。因此，工具作为对工匠隐性技术的诠释学作用，存在着解读的困境。

二、中华工匠文化研究中“人”（工匠）缺席的现实原因

当代社会，人们提及工匠、手工产品往往会与手工艺人、手工艺相联系；而谈及工程师、工业产品则会与科学家、高科技相联系。工匠已经成为手工技艺的代名词，工程师已然是高科技的代言人。匠艺造物活动与工业生产活动形成天然鸿沟，并且“工匠”似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殊不知，不管是传统手工艺人抑或当代工程师、科学家，其所从事的活动都是匠艺活动，皆是“一种持久的、基本的人性冲动，带有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欲望”。[19]

（一）“理性技术”对“悟性技术”的排斥

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Friedrich Rapp）在《技术哲学导论》中指出，现代技术发展中工程师和技术史学家表现出科学倾向。然而，古代技术的发展则主要依赖工匠或业余技术爱好者的推进。事实上，古代工匠并不是技术研究的专家，也不具备专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技术的进步主要来源于日常生活经验或手作经验的积累。而当今的技术发明主要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技术已经完全成为专家们的领地。正如拉普所说的“工程师和技术史学家的科学倾向，是他们把技术过程和技术系统看成是可以按其制造原理和功能结构进行严格分析的孤立现象”，即“专家模式”。[20]这种模式在技术语言表现上，已经从工匠靠实际口头表达、肢体语言，转变为纯粹抽象符号；方法论上则以数学的机械主义的思想与系统经验研究相结合，代替了工匠经验摸索。集理论指导与现代仪器使用相结合的科学技术实验，使人用近乎疯狂的方式来扩展人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利用、开发，以求达到最大化地利用自然，尽可能多地摆布物质世界，即自然界的对象化、工具化。技术活动中的文化、历史等元素则被常常当作技术客观过程之外的东西。工程师和技术史学家将人类技术活动看作纯粹的科学理论或科学技术试验成果的应用，他们“大都忽略通过自身的力量创造这些人造物的人，忽视驱使人的动机，尤其忽略技术对社会、文化和智力活动的影响。”[21]专家模式下的技术活动，不仅是对“人”的忽视，更是对文化的忽略。

“专家”模式对工匠技术的驱离，实质原因在于两种技术性质的差异。具体而言，是建立在直觉、经验、保守、神秘基础之上的手工工匠技术（感性技术或悟性技术），与建立在科学化、高效化、精确化、知识化的“理性技术”（机械技术、智能技术等）。抑或说，“古代技术就是经验、技能，现代技术就是知识”[22]。因此，在工程师眼中，手工工匠文化很可能被划分到非科学、低效能的范围；而技术史学家的研究，则更多关注对时代起到变革作用的技术、工具、动力等；甚至在实际生产中“当西方现在企业家开始关注悟性技术时，而我们往往疏离它，而只依靠理性技术”，[23]亦即占有绝对优势的当代科学技术，形成了对传统工匠经验性技术强力排斥。

（二）“艺”（雅）与“技”（俗）的误读

1.“匠气”解读的夸大化、扭曲化

传统观念往往将工匠与艺术家来进行对比，认为工匠造物中“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的便带有机械性了”。[24]中国画家、书法家常以作品是否带有“匠气”来判断其好坏。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所说：“画忌六气……匠气，工而无韵……”。[25]“匠气”即绘画创造中，将技术凌驾于画的“气”“韵”之上，或表现为思想僵化、固化。艺术家对匠气的批判，是针对绘画中技法过度化及思维固化，不是批判绘画技术本身，也不是批判工匠。殊不知，从创作目的和表达上，工匠造作表现甚至比艺术家更为丰富。艺术家创作时更多关注思想的表达，而工匠更多地关注人的生产生活，同时还要像纯艺术家那样赋予造物思想。现实中，人们对“匠气”认识的夸大化、扭曲化，以至工匠、工匠活动常被当作与艺术创作的反面话语。实际上两者观照的是不同的领域，以一方职业标准来否定另一方的观点，值得商榷。

2.褒“雅”（物）贬“俗”（工匠）

“从‘雅俗’观念而言，‘工匠’属于‘俗’的性质，而我们长期以来，或几千年以来，都是在追求‘雅’（虽然偶尔也会关注‘俗’，一般都是‘雅’的需要而为）、追求‘高大上’、追求奢华、追求名牌等等，而不知道真正制造和创造‘高大上’‘名牌’的人，更不知道真正要尊重这些‘工匠’。”[26]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不断追捧高端名牌产品。很少关注生产和制造这些产品的“人”（工匠）。或者说一边将工匠的劳动成果“名牌产品”高举于“雅”的圣坛，一边将“雅”的营造者“工匠”置于“俗”的境地。抑或说人们赞美工匠的劳动成果，却又否定 “人”（工匠）本体的贡献。所以说，工匠群体理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三）研究视角的局限与研究对象的繁冗

1.研究惯性思维的局限

目前国内学界对工匠文化的研究，多采取传统历史研究中的“历时性”分析方法，即按照朝代、社会更迭来组织材料。例如，与工匠问题研究相关的设计史、技术史等研究资料，往往以通史体或断代史体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按照行业分类，依照历史朝代演进的时间发展来阐述。这种研究方法，能够让我们从纵向时间维度，了解设计、技术的流变。另一方面研究成果也往往会被某一朝代的更迭所限制。研究思维也很难从横向逻辑维度，系统把握相关问题的共性与个性。关键是设计史、技术史研究的视角，多基于不同时代器物造物、材料、功能等分析，即重视“物”的研究，很少从物背后的制造者“人”的视角去研究。殊不知，设计史抑或技术史不是物的历史，而是人的设计史或人的技术史。

2.工匠问题研究的复杂性

如前所述，工匠在中国古代社会阶层中属于政治、经济权利的弱势群体，加之本身技术传播的局限性，工匠在古代社会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与之相应的宋代之前记录工匠活动的文本少之又少，且多散落于野史中。对于现实研究现状而言，古代工匠文化时间跨度长、分布地域广、民族文化多、行业纷繁复杂等众多因素，所以单就相关文献的整理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这对我们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工匠文化带来了很大的阻力。

三、中华工匠文化研究“文化建构”路径的探索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2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同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设计与制作水平，提高产品品质，培育中国工匠和知名品牌，使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应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28]弘扬中华工匠精神，振兴传统手工艺，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思想引擎。中华工匠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因此，中华工匠文化的研究要“正视”工匠。工匠既不是末人，其技艺也非末技。工匠乃是劳动人民，是创造人类第二世界的主要群体。大国工匠更是国家力量与精神的象征。中华工匠文化研究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学者的历史使命。

（一）挖掘资料——中华工匠问题的人类学与历史学互证

1.考古学对历史学的实证

“人类学大致分为两大类别，生物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其中生物人类学分为人类古生物学、人类差异研究；文化人类学分为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学研究新近的文化，现在通常用其源名‘文化人类学’的称呼。）”。[29]文化人类学包括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描写或结构语言学。其中，考古学是研究过去的文化，尤其是物质遗迹。[30]具体而言，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距今5000年有人类文字记录的社会。而考古学家的研究范围可以追溯到100多万年前古人类社会。考古学的研究大大延伸了对人类文明的认识。考古学中的“考古类型学研究”，通过发掘的遗址、器物进行分类、分析、比较、研究，进而推断出当时人们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意识形态等。[31]这打破了艺术设计、工艺美术对传统工具、器物研究，只关注器物造型、功能、纹饰的研究范式。相关器物作为工匠造物的对象，其自身内涵“时间性”“空间性”“文化性”。而工具既是工匠造物的对象，也是工匠肢体的延伸与技术的载体。工具是工匠技术的物质化载体，对其进行文化阐释，是解读工匠、工匠技术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因此，“器与具是记录工匠文化的主要内容指向，它们所呈现的典型‘器’‘具’文明是工匠文化最集中的文化活体。”[32]或者说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借助考古学所提供的器、物、遗址等，结合劳工史、经济史，从“物”的研究转向对“技术过程”“场景”等的研究。进而通过还原场景考察其中工匠工具、工作流程、工作环境及其工匠本身等。

我们对设计史、工艺美术史研究范式的反思，并不是代表我们不能研究“物”，而是我们研究“物”的同时，也要关注物背后的“人”（工匠）。考古学对于工匠文化研究，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掘鉴定遗址、遗物及其地理分布来证实、否定或补充文献资料的记录。”[33]另一方面我们通过物质文化角度，将发掘的相关器物、工具、遗址与史料结合，还原工匠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对“物”研究向对“人”研究的转变。

2.民族志对工匠历史的“活化”

如果说历史学、考古学是研究远去的精神与物质遗迹，那么，民族学则可以了解近现代“人”（工匠）的思维、行为方式及其探究背后的原因。民族志学者通过与当今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交流、观察，以获得当今工匠的行为和观念的第一手资料。譬如以徽州歙砚匠艺民族志考察发现，目前徽州歙砚传统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有名望砚雕师傅带领徒弟自产自销的模式；二是砚商雇佣砚工加工产品、砚商负责销售的模式。这两种方式仍然是延续着传统作坊的形式。某一加工作坊中的手艺人要么是父子关系，要么是师徒关系。作坊中砚雕师傅既是生产的管理者，也是技艺的传授者。倘若有学徒学习技艺，要跟着师傅学习3年，其间师傅并不支付工资，只提供食宿。师傅并不是手把手教授歙砚工艺，而是自己亲自制作歙砚的同时，也布置一些由简到繁的雕刻任务让徒弟去做。学徒完全靠自己观察模仿和亲身实践，通过长期在此环境的熏陶和耳濡目染，依靠感悟来习得技艺。此外，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艺人擅长罗汉、侍女等人物雕刻，人物雕刻最为关键的就是人物“开脸”，这项技艺一般不示行内人。因为对于有砚雕功底的人，这项技艺好比一层窗户纸。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到来，一些砚工采取直播砚雕技艺进而带货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生产销售模式。以往的客户只是看到最终的成品砚。直播方式不仅可让消费者观看到整个砚雕的过程，而且可以和砚工进行实时对话。砚雕过程带有一定表演性质。甚至一些砚雕爱好者在直播间对直播的砚工直接提问。以往砚工不会说、不能说的一些技艺，砚工为了获取流量，也不得不极力解释说明。随着商业的推动、传播技术的进步、砚工素养的提高，似乎传统不能言说的“隐性知识”开始向“明述知识”转变。

由上可知，通过社会现实中的工匠工作、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基础考察，弥补了历史学等对当地艺人记录缺失的短板。或者说，我们可以通过当今活着的“人”（工匠）研究反推历史中的工匠，进而获得活化的工匠历史。同时相关研究形成了现代与传统工匠技艺的比较，这对于我们研究工匠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变换视角——中华工匠问题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工匠文化研究的问题，并非工艺美术、艺术设计所能够对其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传统“工匠”，他既是设计师、制造者，也是科学家、艺术家、管理者等。其身份的多元性，意味着对其研究不能，也不允许局限在某一领域。因此，可以尝试性从多学科交叉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譬如从政治伦理学角度，探讨工匠的身份地位及人身生产生活境况。自春秋战国以降，“重农抑末”政策逐渐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旋律。固定工匠人身的“官工”“差匠”“民匠”等匠籍制度；控制工匠劳作的“住坐”“轮班”匠役制度；监督工匠造作的“物勒工名”等考核制度；保证工匠技艺传承的“父兄传承”“师徒传承”等技艺传承制度；保证工匠协作的“石作”“木作”“瓦作”等匠作制度等。传统工匠技艺的操作并不像当今工匠“任意”挥洒技艺，而是具有严格的人身、技艺规章条例规定和伦理制约。通过种种制度和伦理规训进而稳定了工匠职业、社会地位，也能够及时有效差遣工匠，进而保障按时按质完成国家各项工程造作。

又如从技术哲学角度探究工匠与技术的本质。工匠既是技术的创作者，也是使用者、传承者，即工匠作为技艺之人。工匠技术（Skill或Art）是工匠去“做”（doing）的一种能力（ability）。因此，工匠离开技术不再是“工匠”。正如宋应星言：“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34]同时工具离开工匠则只能停留在器物层面，两者密不可分。工匠造物具备操作能力，还要具备思考能力，“匠心”“匠思”与具体实施手段“工巧”结合，即“巧心劳手成器曰工”，[35]“巧心”即“技巧之心”，侧重工匠具有巧妙的构思；“劳手”说明了工匠借助身体“手”从事手工活动，引申为工匠的技艺、技巧，可以理解为工匠的身体技术。技术哲学的角度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了工匠、技术(Skill)与工程师、技术（Technology）的本质及其差异。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经济学研究路径，探讨工匠家庭、工场、作坊、市场等方面问题等；通过民俗学研究路径，探究工匠生活世界与生产世界的民俗活动、事件等等。因此，对工匠文化的研究，应该从交叉学科的领域来审视，才能从历史长河中，将中国工匠的形象灵活展现。

（三）尝试建构——中华工匠问题的文化体系建构

国家重大人文社科课题“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的传承和创新”首次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对20世纪20年代以前关于工匠活动主体方面（“人”的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即“以‘工匠’为主题，以‘工匠文化’为中心，以‘工匠精神’为信仰，系统整理、构建和探索‘工匠文化’世界，所形成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36]

具体而言，首先，“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有三个核心要素：技术体系、工匠精神、工匠制度。其中“技术”作为工匠的一种能力，工匠离开技术既不再是工匠，也不再能制器造物。因此，“技术体系”是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存在的本体要素。而工匠在造物制器过程中形成一种世代为工、恪尽职守、精益求精，基于工匠“本位层”的职业精神，同时这种精神又从匠艺领域延伸成为一种指导人们生产、生活的普适的观念，上升为一种人生价值信仰，一种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成为一种“超越层”的工匠精神。因此，“中华工匠精神”是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最为核心的要素。工匠造物制器并不是仅为自己的使用，而是要规模化生产满足民众使用，这就需要制度来保证生产制造的顺利进行。因此，“工匠制度”是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生存发展保障要素。[37]三者支撑起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其次，“中华工匠文化体系”有两个层面：工匠的技术的延续和发展都需要技术的传播，即“工匠的教育”（技术的传播）；而工匠群体从传统社会至今仍然保存着一定传统生活方式、习惯、信仰、禁忌等，源自“工匠的民俗”（民俗生活）。总之，中华工匠文化体系可以理解为从纯粹学术工匠文化理论研究（制度、考核），工匠的具体技术实践研究（工匠技艺、技巧），到技术文化的传播研究（工匠传承教育），到工匠文化实践研究（工匠的行业），联系工匠生活研究（工匠民俗生活），最终造就了一种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信仰与追求的“中华工匠精神”。[38]

文化理论视角构建的中华工匠文化体系。研究本体上，确定了以“人”（工匠）的本体地位，将工匠从幕后拉到台前，直面系统深入研究工匠文化，突破了以往重物轻人的局面。研究视角上，尝试技术学、民俗学、设计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全方位视角。研究方法上，对于工匠文化“三个核心要素”“两个层面”的系统性研究，打破了以往对工匠文化研究片状、点状化研究弊端。研究目的上，尝试构建中国底蕴、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即“中华工匠文化体系”。

结 语

工匠是自然经济社会物质文化世界的主要缔造者，是技术传承与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工匠身兼设计师、制造者、科学家、艺术家、管理者等多重身份。而当今大国工匠更是国家力量、国家精神的象征。新时代“大国工匠”的呼唤及学者的使命决定了工匠文化理应受到重视。然而，技术学、设计学、工艺美术学等研究中重“器物”而忽略“人”（工匠）的问题，是对工匠主体的丰富性与主体性地位的忽视。究其历史原因，工匠长期处于“学”与“术”、“士”与“工”分离状态，且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困在政治、文化权利弱势地位；工匠身体技术的隐性及其囿于自身知识、技术形态局限，导致工匠在古代始终处于社会关注边缘化的境地；当代理性技术对感性技术的排斥，大众对工匠的误读，及囿于学界研究的惯性思维等现实原因。针对这些情况，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多学科交叉与审视尝试对工匠文化进行系统研究。人类学与历史学对工匠资料的进一步挖掘；政治伦理学、哲学等对工匠主体追问，技术学、设计学、教育学对工匠技术的探究，民俗学、经济学等对工匠世界的还原。总之，全面系统的再现工匠多重身份，探寻中华工匠精神基因，建构“中华工匠文化理论体系”，必将推动中华工匠文化的社会化路径。

责任编辑：张书鹏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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