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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夏燕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艺术史学价值（下）

时间：2023-07-19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344 分享：

二、口述史的田野考察是成为自觉文化传承者的关键

虽说我们的生命及文化都源自农耕的田野，但高速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使我们离田野已经渐行渐远，以致田野渐成一片日见模糊与陌生的梦，这就使当代文化学者的田野工作充满了发现。

——冯骥才《年画的发现》

口述史与田野调查关系甚密，相比较于文献研究主要是寻找过往记录的方法而言，田野调查则是一个在逻辑层次上可说与文献研究并列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就提出，采用新的民族志方法进行实地参与聚落生活，甚至主张使用当地的语言与土著居民建立友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完成一份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纪录。即基于对亲历者，或者了解事实的当事人进行的采访，并结合文献史料给予佐证，走出书斋去做大量的实地采访和调查，在采访和调查过程中获得散落在历史尘埃中的史料，从而扩大史料的搜集范围和研究视野，获得研究的新思路和新线索。如是可言，口述史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鲜活史料，是更加直接、更加具有个性和参与性的，进而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如今，口述史与田野调查被广泛采纳，涉及领域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学，乃至具体到民族音乐学、手工艺传承等。

依据田野调查形成的口述史，其基本成果自然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彼此合作的产物。如此，田野调查中的文化相对论问题便被提了出来，即强调口述采访者真实还原受访者记忆与技艺的重点，在于重视对采访者身份及个人履历的详细了解，以及对历史和现实文化多样性存在的认识，依此形成客观认识事物的境界，如同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提到：研究者在调查中怎样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人类学研究只能在社会之中研究社会现象。为了达到客观、正确，研究者既要贴近研究对象，又不能和对象合而为一，最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便于进行整体性的反思。这就证明口述史研究的目的，关键是还原田野调查中的真实，不能将所谓发达区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视为优于其他群体的文化，或是有所偏废地贬低其他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成就。进而明确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就是客观而公正地认识各民族问题最好的立场与方法。由此，在田野调查中进行的口述史采访，有必要立足于多样性考察基础之上进行访谈，充分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识，考察不同地域文化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能够从中摸索出一些文献资料所缺失的而又具有较高可信度的史实，以此走近历史真相，目的在于促使历史研究的成果更加接近历史事实。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口述史是研究者走出书斋，在现实中发掘和发现史料，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史料，从而获得研究材料的新途径，扩大史料搜集的范围和研究的视野。从形式上来说，口述史与历史文献之间有互补、互动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是更为鲜活的另一种历史表述。以下，举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考察计划案例“苏州传统丝织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料挖掘与整理”以资佐证。

[清]苏绣博古图，长54.8厘米×宽39厘米。

这件绣片采用多种针法结合表现出花卉、瓷器、玉器、木制品的不同质感。如绣花卉以穿珠绣绣出花瓣，套针表现花叶，缠针表现茎秆，按照对象的不同施针。针法精妙，充分体现了苏绣“平、光、齐、匀、和、顺、细、密”的特点，这件绣品的图案是博古纹，配色也雅淡清素，具有较强的文人气息。上海博物馆藏

[清]苏绣博古图（局部），宽39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苏州丝织工艺历史悠久，可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品种又十分丰富，其中以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苏州缂丝织造技艺”“苏州宋锦织造技艺”和“苏绣”最为著名。这些丝织品质地柔软、纹饰精美，耐用，适用面非常广泛。唐代杜荀鹤《送人游吴》有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吴罗织造技艺（其代表性为四经绞罗）也是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类的一种。但由于吴罗工艺织造难度大、成本高，可参考的出土实物非常之少，探寻其织造工艺与传承人的故事，成为苏州当地极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复活”项目。作为与笔者合作的课题组成员，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业学院教师朱轩樱参与了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的口述调查。

[清]月白色缎地苏绣仕女图挽袖片，尺寸：纵52.5厘米，横9.6厘米。

此为一对挽袖片，用于装饰挽起的袖口。面料为月白色缎，彩绣一组仕女人物图，篆书题记“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和“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整个挽袖片色彩清丽明快，苏绣针法工整饱满。一组诗句绣出女子腹中书香，令绣面顿生良辰美景之意，更增隽永之色。上海博物馆藏

[清]月白色缎地苏绣仕女图挽袖片（局部），尺寸：纵52.5厘米，横9.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清]红地贴绣平金狮凤纹暗花纱童衫，尺寸：衣长68厘米，通袖长112厘米。

此童衫为交领，右衽，窄袖，直身，圆下摆，两侧开衩的款式。面料为红色喜鹊梅花纹实地暗花纱，寓意“喜上眉梢”。前身、后背和双肩上共贴缝蓝缎地平金绣狮子和凤凰花瓣形片12个。衣服领襟、袖口和下摆处镶滚宽窄织绣花边、滚条共7条，有蝴蝶、云气、花卉、仙鹤和盘长等纹样。整件衣服喜庆吉瑞，可见慈母望子平安成才的美好祝愿。上海博物馆藏

[清]红地贴绣平金狮凤纹暗花纱童衫，尺寸：衣长68厘米，通袖长11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苏州吴罗织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朱立群，自小就知道绫、罗、绸、缎的区别，就拿罗来说，朱立群告诉我们，罗是有孔的绞经线织物，这样绞经形成的孔洞，不仅使得罗有坚韧柔软的特点，而且还起到了透气却不透肉的凉感效果。但是也并非所有带孔洞的都叫罗，辨别方法可以通过光照面料，比如用手机近距离对着孔眼拍摄，能看到经线左右扭绞的就是真罗，这是绞经比较典型的结构。查考文献，吴地所产的罗起源久远，大约于战国时期就有出现，之后成为吴地重要的传统织造技艺的一部分，逐渐生成的有四经绞罗技艺，以轻软著称。若说品种，细分起来十分丰富，诸如，列为吴罗织造技艺系列的品种，有素罗、横罗、直罗、对应连股罗、四经链式罗等，不下十余种。

考察吴罗织造技艺传承人朱立群工坊，2022年，夏燕靖拍摄

朱立群回忆起最初接触织造技术是在儿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州“家家纺纱织布，村村机杼相闻”，他是从外婆的纺纱机声中耳濡目染了些许织造的工艺技术。后来进入苏州吴县丝织二厂工作，一直都与织罗打交道，一干就是40多年。朱立群认为，罗的织造技艺非常考验手艺人的织造技艺功夫。比如说，织造时如果断掉一根线，那是无法补救的，只能是报废重来。这就形成在织罗工艺中要有非常仔细的眼力，更要有持久的耐心。况且，罗的织造复杂性还在于它的结构各有不同，两经（绞罗）、三经、四经、五经、绞不起花的素罗、花罗都是它的不同结构，这需要织艺人熟悉。于是，在织造过程时，织不同结构的罗所需要用到的工艺操作也就不同。更为关键的是，要认识到织罗与其他织物织造不同的工艺在于，仅靠梭子来回穿梭是无法实现织罗的，织罗的关键技艺在于绞经装置，纬线与经线的交织形成织物，而不同的花纹又有着不同的排列密码。2014年，朱立群受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参与复原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的“压金云霞翟纹霞帔”，经过3年多的查考文献并反复实践，该霞帔面料与“八经循环四经链式绞罗”织造工艺复制成功。朱立群取得的复原传统织罗工艺的成绩，是与他从小对织罗耳濡目染有关。因而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历史条件，或是家族渊源的代代传递，又或是师徒相传的连绵接续，呈现出传承一脉的清晰谱系。

同样，在姑苏四经绞罗织造技艺传承人周家明看来，丝织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非简单地继承，而是要做好文章，尤其是要沉下心来做好接续传统的文章，是要实实在在地做事。周家明年轻时擅长的是漳绒、缂丝、宋锦等丝绸织造技艺，他接触到四经绞罗织造，是缘于一位日本商客。他回忆道，1996年一位商客拿着一块织物残片在苏州寻找会织造的厂商，这块织物残片的织法很奇特，看上去和苏州缂丝、宋锦的织法显然不同，特别是从织物残片中还可以看到一根经线总是与相邻的经线呈纽结状交织，又与纬线相互交织。他在查阅历史文献时，又惊喜地发现这项工艺技术，正是汉代出现的四经绞花罗。凭借着手艺人对技艺探究的执着，周家明硬是照着文献图片，照着老艺人口述程序，手把手通过一次次的排列组合，摸索出了织造四经绞罗的结构，并继续探索材料、织机、织法，终于完成每四根经线循环为一组，与左右相绞为链状的四经绞花罗。

在成功探索出织造四经绞花罗的基础上，他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复制出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四经绞罗织物——朱红色杯形菱纹罗的织造。这项技艺复原的难度非常之大，远比先前摸索出织造四经绞花罗要难上几倍。这件罗衣密度极高，需要每厘米120根经丝线缠绕织造，周家明复制的朱红色杯形菱纹罗达到86根×26根每厘米的密度，已经很接近这件出土花罗。可他知道，现在的复原只是外形看起来基本一致，而关于质感和细节的改进还要钻研。采访时，他总是强调说：“我一直在想，我的四经绞罗成品何时能做到马王堆出土的那样精致。”周家明一直在手艺的道路上坚守，他不断地在苏州等地访问老艺人，做口述，他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不仅为课题采风而来，而是真正可以为手艺而来，并传承这项技艺。这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依附的生存土壤始终是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传承就要学会治学方法的探索路径，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挖掘出核心技艺，揭示每一个时代的印记，从而融入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这是“继”与“承”的辩证发展关系，即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

考察吴罗织造技艺传承人周家明工坊，2022年，夏燕靖拍摄

目前，苏州吴罗织造技艺（四经绞罗）、苏州吴罗织造技艺（纱罗）及苏州漳缎织造技艺，还有被列入苏州市级项目的吴罗织造技艺（多经互绞链式罗织造技艺）等已被列入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事实上，吴罗相关织造在苏州也仅有4家规模较小的企业在探究和生产。其中，织造工艺较为复杂的吴罗织造技艺（四经绞罗），于2017年被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第一批濒危项目名录。同样，就是市场情况稍好的苏州缂丝织造技艺，也都是一些小规模的企业和个体户，从业者约有二三百人，但大都是中老年群体。应该说，这几项列入丝绸类织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都年事已高，织造技艺濒临失传，亟待抢救保护。这再次证明，离开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手工艺及其相关技艺）的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动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继承是为了发展，而有所发扬，才能使传统文化得到应有的合理发展。

由此可见，将口述史研究方法运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发挥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长，利用语言文字、影像资料和实际操作，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口述史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得到兴起，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述史研究的实践转化进行分析和探讨，将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思路的进一步拓展。当然，就研究方法而论，上述案例实际关涉到传统民间、民俗乃至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问题，这里需要注意方法的多样性采纳。诸如，民俗学研究，主要是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民俗历史进行研究，以此阐明民俗现象在时空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意义。因此，民俗学自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民俗学与发生在其周围的社会生活现象息息相关。尽管一般人不会意识到独立个体对整个社会进步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然而，在人们日常交流中所展现的一切，诸如对生活与文化、民间与习俗、民族与族群，尤其是包含其中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手工艺及传统艺术）的传播和保存发生了怎样的意义和作用。如是，生活文化和口头传承的一切细节，都是可以作为民间、民俗乃至民族文化与艺术的研究对象，关涉民族学、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大量运用。如，田野作业法所做的口述史，反映的是世俗文化现象，而这些内容，在过往史著中往往是很少被记录下来的。同时，口述史采纳的历史考证法，更是民俗学中重要的史学考辨之法。从追溯民俗事象中的历史联系，特别是针对历史文化残余入手，通过历史考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西方19世纪的许多学派，如神话学派、仪式学派和进化人类学派等，都曾采用此种方法来解释传统文化的现象，而且大都是将民间、民俗和民族作为文化“遗留”物来对待，这是成为自觉的文化传承者和享用者的必要意识。

三、口述作为技术性的回述，是手艺人对技艺谱系记忆的呼唤

在人类使用的各种工具中，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其他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但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

——〔阿根廷〕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

的确，如博尔赫斯所言，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拓展。而记忆不正是口述史一项重要的体现吗？诚如，费孝通提出的“社会学的人文转向”议题阐明的，口述与记忆均成为人们认识问题的“主体性”，是社会学科对人进行研究的另一路径的探索。其实，博尔赫斯在写小说《永生》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意识地考虑到“记忆”与“想象”的问题。这篇小说一次次将那些不断循环着的神秘主义的“记忆”与“想象”推到读者面前，写作似乎是被一种幻觉似的“记忆”所包围，如他所言这是尼采那个永恒轮回的另一个版本。在小说的开头，博尔赫斯引用了弗朗西斯·培根的《随笔》箴言：所罗门说，普天之下并无新事。正如柏拉图阐述，一切知识均为回忆。

事实上，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是有着严格的区别，口述史的突出特点，就是面对鲜活对象进行的“在场”交流而形成的史述。诸如，可以通过个人的经历来讲述，让更多人参与进个人经历的故事当中，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有可能在很长的时间里是不被史家所认识的，甚至是被忽视的。那么，讲述者最为重要的方式，不正是通过记忆来还原史实吗？这些记忆一旦被重新记录，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人所经历的故事，往往会有着许许多多的精彩片段，能够引起普通人的极大共鸣。如今，历史学也不是仅仅依靠书斋式学问家，他们完全可以把持的所谓纯正的科学领域，对于历史真相的揭示与还原，从治史与叙史的结构上说，既然需要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那么，多线索的，以及并行独立的思考都是需要的。而口述史的许多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首首插曲，有可能并不影响历史进程的发展，也并不承载多少宏大意义的阐释。但不得不承认，生活的细节往往就是历史的真实细节所组成，也同样承载着历史的必然意义的阐释，这让我们很难将它们排挤到建构历史的框架之外。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持有审慎的态度，需要广泛地接纳群众性的参与，口述史即是最为便捷的操作方式。因为古今贯穿人类的永恒记忆，不论是古代，抑或是今天，记忆之于人性都是共通的，都是反映一定事实的存在。

当然，口述作为一种富有技术性要求的回述，是手艺人对技艺谱系记忆的真实呼唤。从这层意义上说，通过口述来揭示历史中的事实非常重要，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自然，更重要的还有亲历者对历史细节的复述，这是在故纸堆中无法完全实现的愿望。所谓史学研究挖掘“新奇”之相，应该包括这些内容。诚然，每个人的记忆在内心的酝酿与呈现是有差异的，如何把握时机，让口述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或是自己内心真情感受，这是口述史应对史学研究付出的一份责任。故此，口述史解决的不仅仅是对史料的补充记载，更为重要的是补充过往不曾记载的，或是无法反映的历史细节。

陈寅恪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写道：“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进言之，不少重大历史事件虽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充分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物表现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正在于此。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才是我们选择的标准。”以下以南京秦淮灯彩世家手艺传授方式考察证之。

秦淮灯彩，是南京自古闻名遐迩的民间手工艺之一。据明《金陵琐事》记载：明初朱元璋在十里秦淮点“小灯万盏”，出现“家家走桥，人人看灯”之景象。秦淮灯彩属于综合性民间工艺，即结合纸扎、装裱、剪纸、雕刻和书画艺术于一体，有着自身独特的创作规律和艺术品位。秦淮灯彩主题与地方风俗、信仰、衣食住行水乳交融，大多以民间传说、典故、故事等为内容（如“麒麟送子”寓意如愿、荷花，又与“多子多福”有关），并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演变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风格上，秦淮灯彩把握了传统艺术的神与形，体现出朴实的乡土气息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可以概括为“拙而不呆”“艳而不厌”。在灯彩造型上，表现为“以心造型”“以理造型”“以美造型”，扎制手法古老又富有表现力，体现在狮子灯、兔子灯、鲤鱼灯的形象上可谓各具特色。在色彩应用上，秦淮灯彩表现为奔放、浓烈和艳丽。灯彩扎制艺人多为居住在秦淮河畔的百姓人家，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而针对灯彩工艺展开的口述史调查，是笔者与指导的研究生贺丹同学一起进行的采访，其中有两方面认识极为关键。

首先，是对秦淮灯彩世家及其传承人进行探访，这是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内涵，也是完成口述史记载的重要基础。要知道像秦淮灯彩这样的民间手工艺人多为市井百姓，甚至祖上是逃难到金陵讨生活的流民，是不可能有什么家族谱系记载可供考察的。手工艺人身份低微，不要说修家谱，就是历代史书方志中也鲜见有关于手工艺人真实身份的记载，一部《史记》中有刺客列传，但没有工匠列传，很能说明问题。故而，针对南京秦淮灯彩世家手艺传授方式的考察遇到难题是必然的。于是，考察便从打听与走访开始，这一过程就是“听”与“说”的记录和整理，是实实在在的口述史田野探查。从考察所见来看，灯彩扎制艺人既是制作灯彩的匠作师，又是日常生活修旧家什的手艺人，可能还是上街摆摊的小商贩，大多数手艺人并非只从事一项行业。当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操持点工艺手艺，甚至能制作一些工艺繁复、质地精美的工艺品或高端需用品。这门传统手工艺是值得保持传承的，并有待与时俱进大力挖掘和开发的手艺行业。如是，经过长达一年半的口述走访，选取了秦淮灯彩传承中的特殊群体——灯彩世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柯氏灯彩、曹氏灯彩、陆氏灯彩及顾氏灯彩，共计四家作为灯彩世家典型案例进行考察，采取“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介入手艺”等多种方式，针对四家灯彩世家的主要传承人（尤其是第三代传承人）进行追踪调查。依据口述及相关史志等资料，还原出基本符合四个灯彩世家的谱系，这为进一步搜集秦淮灯彩的鲜活史料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为进一步探究灯彩工艺及传承路径奠定了基础。

2023年夫子庙元宵节灯彩兔二爷。图片来源于网络

竹篾柔韧有余，可以任意弯曲，制作花灯的竹篾要经过一系列处理过程才能使用。图片来源于：金陵老年大学金陵影韵摄影俱乐部研修班《“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街灯火稀”--访江苏非遗“秦淮灯彩”传承人曹真荣》

其次，是关于灯彩世家手艺工序的传承，尤其是手艺人在制作时的细节流程的相关要领，调研中采用观察与访问口述相结合的方式，其观察主要是考察制作工艺过程，口述则是采访制作时的口诀、术语和传承历史的细节追问，这是探究传承脉络最为复杂的核心内容。诸如，秦淮灯彩这门古老手艺在家族传递过程中的世袭呈递方式，纸扎荷花灯在灯彩艺人口中说过，要经历62道工序，扎、糊、裱、涂、染，书、剪、画，等等，其烦琐程序需要通过口述与实践对应逐条还原，但更为重要的是程序（制作工艺流程）细节，要一一比对记录在案，且能真正实现传统工艺的还原制作。此时，上一辈师傅手把手从最简单的原材料开始，经由一道道制作工序的讲解与示范，如一瓣一瓣地慢慢将荷叶与花瓣剪纸而出的灯彩形状，再染上颜色，最终拼接成为一盏漂亮的手提荷花灯，成为秦淮灯彩的一个代表品种。艺人们传下的口诀是，灯彩“要小中见大，小中见精，小中见绝，大灯都离不开小灯的元素” 。这话虽说如此，可实际操作内涵极为丰富。事实上，考察秦淮灯彩的传承过程的确如此。无论是大灯小灯，所有适应性制作的花灯，都与从小灯制作基础紧密依附。大的要做到小而精绝，这是秦淮灯彩的特色。作为秦淮灯彩世家的后人们，也都是在师傅手把手的教导下逐渐学习和摸索，一路坚持至今。

传统荷花灯。图片来源于：金陵老年大学金陵影韵摄影俱乐部研修班《“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街灯火稀”--访江苏非遗“秦淮灯彩”传承人曹真荣》

如上列举，延伸来说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考察，的确需要翔实的口述史资料做支撑，这是实实在在的另类史学资料的积累。而这类资料的特点，既是看得见的东西，又恰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换言之，一切呈现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面貌”，都只是表面的，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是关注其背后的真实工艺特色与技艺，以及文化上特有的民间、民俗工艺的审美价值，这些才是真正的宝贵东西。而这种东西，也只有身处在这一文化传承“语境”之中，才能有深刻的体会，才能说出点真实的门道。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真实门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中，得靠一遍遍不厌其烦的口述积累，得靠参与其中领悟技艺，得靠自觉自醒的细细琢磨，方才有所觉悟和收获。这是因为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水平不高，如若要求他们撰写出自己的心得是非常困难的事，甚至写下的“书证”也是面目全非的。故而，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传扬出去，使之得到更加广泛的理解与接受，正是一代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口述史研究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应有的责任目标，而口述史正是帮助有效实现这一责任目标最为实际而有效的方式。

结语

综上所述，如今口述史已属于一类研究“语体”，是在专家帮助下形成的史学研究的必要“书证”，尤其是得到在口述背景下具有监督验证的“书证”，是具有可信度的史料补充，即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与不同对象、不同生活环境，以及不同交流场合所使用的一种或多种“语境”交际方式形成的史述记载。这其中的重要成分，当然需要有实践与口述的对应验证（抑或是口述与文献佐证，口述与生产生活实际佐证），以构成口述史的真实书证的记载。特别是近十年来，艺术学领域受到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以及实验科学的介入影响，兴起以记录采访对象的口述为事实依据的补充，兼具实证性与社会性的文本出现。比如，史学界推出的“亲历者叙述”，文坛上出现的“非虚构”写作、传记书写的“历史记忆”，艺术学界推动的田野考察中的“现场实录”，以及手工艺技艺传承探究中的“微形态真相”挖掘，等等。如是可说，口述史实录形成特别的“语境”，或是文体特征：具有一定的实录采访特性，通常是以被采访者的谈话录音或笔录，甚至是影像作为原始素材再行整理，要求真实有据。并且，对于获取素材的加工方式更是有着特别的讲究。诸如，体现直接叙述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生活呈现的真实看法，尤其是细节描述要达到过往史料未曾记载的补充价值。事实证明，“口述史”的记载，应该同时穿插解说或阐释，力求将口述史的背景交代清楚（如同影像记录具有“画外音”的辅助作用）。同时，也是试图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口述史真相，还原历史的过程，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可靠性及其现实意义。

此外，通过比较口述史与回忆录的不同呈现，可以明确口述史与回忆录的差异之处在于，回忆录（或者自传），主要是以自说自话的形式呈现，口述史则是以主客对话的方式构成，口述者与采访者需要形成互动，并且有相应的佐证做衬托和求证，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更为关键的是，口述史收集整理不能仅仅以迎合喜好作为标准，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历史叙事呈现中缺失的人和事，才是选择的标准。为此，话题涉及田野调查以及追踪探访，也应将学者原则性和专业性的学术行为列为指标，目的是转向为群体性的全方位的文化行为需要有更加可靠的资讯为依据。调查目的也不应如以往那样只是专业性的挖掘，而应该是整体性的立档建志，即为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历史档案与文化档案。故此，田野调查也应采纳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艺术学，乃至科学技术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学术视角来进行观照。在调查方法上，则使用文字记录（重点是传承人的口述调查）和视觉人类学的手段（包括录音、摄影、影像等），作为增加以往田野调查过程中所缺失资料的补充。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乃属于一种治史与叙史高度统一的重要“语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专家帮助下共同完成的史料“书证”，而这一“书证”的真实性也理应得到多重验证（抑或是说口述与文献、口述与实践的相互印证）。据此，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应兼具思想性、生活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具有另类治史与叙史的无穷宝藏性的探究意味，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更为广大读者提供生动鲜活的史述读本。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1期，

作者：夏燕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夏燕靖，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学术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八届学科评议组（艺术学理论）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艺术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承担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专项及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术著作《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社科文库。在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以及重要学术网站全文转载论文有数十篇。学术著作及论文分别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及艺术史学。

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公众号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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