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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夏燕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艺术史学价值（上）

时间：2023-07-13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85 分享：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应尽快从“行动实践”层面提升至“口述史学建构”上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纳入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当中加以阐释。由此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乃属于一种治史与叙史的重要“语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的具有史学意义的“书证”，而这一“书证”的真实性理应得到重视。依此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真正达到兼具思想性、生活性、史料性与可证性，有着另类治史与叙史的价值，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认识，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更加生动鲜活的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历与珍贵记忆，是丰富和启迪艺术史研究的重要渊薮。这不仅是将口述史纳入艺术史学叙事移位的需要，还是丰富和建构艺术史学的需要。事实上，有关艺术史学研究的新趋势也表明，专题艺术史中的个案研究业已趋向于向纵深发展。诸如，通过口述史挖掘更多的一手细节史料，重新渗透进艺术史学研究当中，从而在艺术史学的动态研究进程中不断丰富其内涵，树立起现代意识与传统史料学相统一的史学观。换言之，关注口述史的记忆与重现，目的是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认知，强调在与“遗忘竞争”的辨识中，将更多的史料和实证碎片整合为新的素材，辨析出可信度更高的史实给予佐证，理性地面对史学研究关键性素材，即追述“一切史料都是史学”的真实含义。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口述史是对历史研究形成更多元化的解读。对于艺术领域的史料挖掘和积累来说，口述史更为重要，因为艺人的创作经验，往往口述起来更为精彩，是展现更为实在且多元的艺术情境。况且，相较于传统史学所呈现的全像式视角，口述史无疑是微观的。正因为微观，所以更加细腻，由之，口述史触发的历史在场感就更为强烈。自然，这其中也呈现出人的记忆的多样性，这从研究视角来说又是史学文化的特殊灵魂之所在，显示出记忆至为珍贵的财富，从而表明口述史是对人及人群研究的重要靶向，在艺术史研究中以个体观照群体的口述史治史方式，更是研究和揭示艺术史“叙事”新路径的重要参考。

织造局中的工匠

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南京云锦织造技艺，是集历代织锦工艺之大成的成果，历史上位居我国古代三大名锦之首。对其织造技艺的历史探究，就是依靠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勘叙述而得到的有效记载，构成佐证而获得推进的。依此，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云锦织造技艺的博大精深。

大花楼提花机。出自《天工开物》

云锦织造技艺的各个环节都是手艺活，过去手艺人醉心于练就娴熟的技艺及专注于花样创新，鲜有详细地记录技艺和花样设计的文字资料，尤其织造技艺中如何通过控制经线达到纹样织艺的效果，也未有翔实的文献留存下来，一直是通过老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的方式将这一手艺进行传递。然而，云锦织造技艺在过往年代中正是没有相对完整的记载，险些因行业萧条而失传。也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对云锦织造技艺的抢救过程中，研究者们着手追踪手工艺人的相关技艺口述，将云锦织造技艺的选料、织纹、色彩、纹样、织造等工序传承下来。例如，云锦织造中的一道工序，叫作“挑花结本”，由于该技艺需要集“出花样”和“挑花”两项工艺融合，即绘制图样和编制花本技术于一身，新中国成立之初，能够熟练掌握这一项技艺的仅有4—5位老艺人。发展到如今，这项技艺通过师父带徒弟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

挑花匠在工作。图注《传统染织艺匠及其在工业化中的命运》

当然，这只是云锦繁复技艺中的一项，云锦的呈现还需要练丝、染色、络丝、加捻、并丝、制金线等原料工艺，妆绒、底纬、装片金等纬向起花织造工艺的配合。可见，道道工艺的传承都是靠老艺人一步步操作示范，手把手传授手感和技巧才被保留了下来。于是，由传承口述 “挑花结本”技艺，便是当年最好的记录方式。可以通过询问、引导手艺人的记忆讲述方式，抓住“出花样”“脚子丝”“耳子线”“套圈”“挑花”“倒花”“拼花”等细节与其中传承的口诀，达到完整记录核心技艺的目的。

云锦，长173×宽54厘米，明末清初。南京博物院藏

如此，通过口述而获得的调研资料，对于充实艺术史述的确无比重要。而倘若没有经过口述记载的合作过程，则无法形成基本“书证”做支撑。手工艺传承人的群体中，多半是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匠作艺人，他们是没有能力将自己亲历与珍贵的记忆按照史学研究的规范要求来完成史述的，这一点在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中同样得到印证。诸如，针对民族区域的调研，强调通过勘测、询问、交谈、观察等手段获得所需的史料，其关键在于通过倡导“缩小距离”“参与观察”以及“建构史学”等举措，尤其是尽可能地缩小口述者与访谈者之间在情感和文化上的心理距离，佐以口述采访“驻点调查”为深入探究的指向，以探寻口述土壤中真实的文化生态、文化习俗和文化传统。联系针对传统手工艺的考察而言，传统手工艺口述史着重于提供“以物见人”的启示，提取出最为至关重要和最为特别的技艺流程（工序）来弥补史料的完整性，既保存了原有的工艺特点，又有更多的传承启迪，这必然成为艺术史写作的主题内容。故而，艺术史学研究叙事移位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所谓“叙事移位”，就是针对史料采集、采纳来源的进一步考察考证，即判断口述史料来源是否真实，是否符合作为史料的采信的依据。这其中关键性的考察工作，还涉及“溯源”“复现”以及“再生性”等。这种“探流”和“移位”的演进走向及发展轨迹，自然会受到许多历史叙事因素的影响，诸如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技艺因素，以及叙事写作等关键环节的触动。如何将口述的“原生态”保护好，在翻来覆去的使用过程中不被曲意解读，甚至强制解读，这些都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料的考察考证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不少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能说完全没有文献记载，但的确不能反映传承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更不能全面反映传承历史中人物的事实作用（包括匠作技艺）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正在于此，口述的重点并非单纯的“讲”和“记”，不分类别地将所有人都列为口述史的采样对象，主要还是需要通过专业学者来甄别，删汰芜杂。他们通过敏锐的感知力，在口述调研中，把握可用的材料，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生命，终而形成一种独立的“书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历史长河中那些有价值的人和事所构成的话语，能够将后人拉入当时的历史与社会中，也可以反映传承人身份与角色的转换及其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现实依据，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供活的养料。况且，从文明发展的历程来看，选择总是艰难的，集体或个人导向，只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叙事需要，两者是辩证地存在。就一般意义而言，并不存在哪一个更好的问题，而在于谁能更真实地反映历史，这一话语权问题如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记载中尤为突出。因此，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真实性”和“关键性”记载，乃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的重要任务。尽管近年来学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有所推进，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滞缓。为此，亟待呼吁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尽快从“行动实践”层面提升至“口述史学建构”上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纳入艺术史学理论体系当中加以阐释。由此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乃属于一种治史与叙史的重要“语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的具有史学意义的“书证”，而这一“书证”的真实性理应得到重视。依此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真正达到兼具思想性、生活性、史料性与可证性，有着另类治史与叙史的价值，让亲历者追忆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认识，为艺术史学研究提供更加生动鲜活的标本。

一、口述史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和新途径

（口述史）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

——〔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

事实证明，口述史的特殊性是以讲述的方式记载历史，并将史学研究的领域做进一步拓宽，不仅涉及专家、学者，而且可以是普通人，这种独特的“自下而上”的视角触发了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与兴趣，将更加广泛地把从事艺术活动的普通人，包括手工艺匠、基层文艺工作者以及艺术爱好者引入治史群体。同时，将这一群体带入历史，建立起涉及各阶层的史学研究联系。历史在这里变得更加丰富，社会使命也随之发生变化，这是口述史的意义所在。有了口述史的加入，艺术史的微观层面研究更容易触碰到艺术史细节的叙事留存，并对曾经艺术史书写时提出的假设问题给予进一步的推定与判断。再者，口述史经过受访者的叙述与求证，也会更好地还原史述的“在场”真实感，比如，艺术史中关涉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技艺以及工匠的所作所为，在其史料采集和史述中有积累式的增进。

按照学科发展脉络来看，虽说口述史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悄然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且在西方发展迅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科建设性的推动，经过不断发展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即明确以搜集和使用口述史料来研究历史，最终成为史学研究中以寻访史实为目的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就我国历史研究现状而言，口述史的兴起与推动则不全然是受西方的影响。作为口述史的事实存在，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早已有之，古时被称为“口碑史学”，其脉络渊源久远。考据来看，我国“口述史”缘起可从典籍记载中获得。诸如，从神话到历史，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远古流传而来的“口述”史。例如，“盘古开天”最早见于三国时徐整著的《三五历纪》记载，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於天，圣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处於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其实，亦有类似“盘古开天”的记载，在鲁迅《古小说钩沉》中辑的东晋志怪小说《玄中记》也有记述，这些应该都是源自“口述”而获得的。那么，这样的“传说”，作为“口述史”的记载与考古必然形成有机的联系。也就是说，“传说”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体系上和结构上的把握，揭示上古时代“传说”对自然界的描绘依据，以及背后具有的社会形态的表象。并且，还可以解明“神”的意义。又如，司马迁《史记》有体系地综述了夏商周上古王朝以及之前阶段性的历史。司马迁认为，上古传说记载值得信赖，并依次选取加以编纂，撰写成《五帝本纪》。这篇本纪是《史记》的第一篇，虽为传说，但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地下文物发掘佐证来看，其记载亦属言之有证，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社会的历史，打开了极有价值的考据线索。另外，记录古代王者言论的《尚书》，也是通过口述的方式获得了尧以后的历史。

秦朝焚书，经学家伏生壁藏《尚书》，后又遇战火，致使竹简誊写的《尚书》部分内容缺失。到了汉朝武帝寻求研究《尚书》的学者中，只有伏生最有发言权，于是90岁高龄的伏生口述《尚书》成文。《水经注》与《史记》两则文献完整记录下了伏生口述《尚书》的史实，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既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汉兴······撰《五经》《尚书大传》，文帝安车征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欧阳生等受《尚书》于征君，号曰伏生者也。”如此说来，《尚书》通过记言的形式记述了从尧舜禹到夏商周接近两千年的历史，既是一部历史著作，语句凝练间，又是一份极具史学研究价值的口述史料。还有《春秋》及国别史书《国语》等，其有“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这些史料最初也应该是来源民间“口述”的流传，以至后来的唐宋官史中也存在“耆老为我言”、“父老云”等口述史料的搜辑。例如，宋人司马光在撰《资治通鉴》时，把存疑史料部分包含未经他证实的口述史料均辑录在《资治通鉴考异》中，以及宋人类书中辑录的传说等，都是口述在历代撰写中的身影。就治史真实性来说，依据传说、百姓口述编撰史籍，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点，这便牵涉到关于古史考证为之佐证的问题。

在考察这类古史过程中，口述史的资料可谓是占据篇幅较大，因此客观认识古史的“真实性”，抑或是寻找相应的佐证都应予高度重视。诸如，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说民族学》一文的发表，就引发学界关于如何厘清“民族学”之学科意义及功能问题的探讨。蔡元培的民族学认识观进而影响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组的学术规划，以至中央研究院民族学者凌纯声的研究也开始转向注重以古史辨与文化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就连谙熟于古文献研究的顾颉刚，我们从他的《游妙峰山杂记》中，不难发现其在民俗学的田野考察过程中，也是通过倾听、记录乡民们的口述，捕捉到了研究对象的重要信息。正如顾颉刚对口传文化的态度所称：“新式学校多了，小孩子都唱学校的歌了。生计压迫日甚，壮年的人也无心唱歌了。所以现在不搜集，数十年之后即有完全失传的危险。”依此，强调搜辑口传歌谣（口述史料）是对民俗艺术表现的记录，更是将其看作史料而保存。自然，这其中关涉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与文化实践联系的紧密，口述史与田野考察必定列入其中。可见，这是呈现民族学之于古史研究的重大意义。这一研究视角既为史学界综合理解民族学与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也为学界整体地看待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参照。应该说，民族学是一门典型的社会学科学，况且，民族学的内涵和外延并非简单的“民族问题研究”，其起源于古希腊，是由“族体民族”和“科学认识”两方面构成，是特指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而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所占比成分颇高，这是因为口述史作为社会记忆的一项重要方式，其具有的亲历性、记录性和叙事性的特点，非常适合民族学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特别是口述史逐渐成为“人人皆用之法”，运用口述一则秉持史料的原真性和丰富性原则，将考察与民族学观念的多样性结构交织探究；二则彰显从事民族学家“自场性”和“活态交流”的独特阐释。所以说，民族学研究的选择方法，口述是帮助在没有历史文献铺垫情形下，想办法弄清楚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所采取的有的放矢的对应方法。

话说回来，我们熟悉的许多史学大家所采用的考古学方法研究史学，也都非常关注口述史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诸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概括了“二重证据法”在20世纪初的发展脉络，认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如是“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我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学者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史学研究证据法，如黄现璠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又称“黄氏三重证据法”），即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调查资料或材料中的“口述史料”研究历史学和民族学。又如，杨骊、叶舒宪两位学者提出的“四重证据法”，是基于跨学科研究潮流之上，旨在融合国学考据学方法与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强调从二重证据（出土文字）、三重证据（非文字的口传文化与仪式民俗等）和四重证据（出土的遗址、文物及图像）整合而成的“证据链”和“证据间性”视角，重新进入历史和文化研究，尤其强调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古学和艺术史的新发现图像资料形成对于重建无文字的“大传统”“大历史”和文字书写的小传统、小历史之间关系的知识创新意义。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上古传说，抑或是近代推动的口述史研究而言，都是需要基于可信材料而形成的历史记载。

而自20世纪下半叶开始，伴随着传播学的兴起，口述史被视为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其特殊性表现在以历史重建为目的，即基于对过去历史事件亲历者的采访，是历史工作者与受访者合作的产物，其可信度与回忆史述相等，能够揭示并补充文献史料所缺失的内容，从而让人们从更多的视角了解历史真相，使史学研究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由此，口述史的形态也发生变化。诸如，声音记录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抛开了心口相授与文字整理，摄影、摄像、录音等记录手段的出现，使之成为多样化历史记载的形式，逐步形成一支史学探究的特色路径——口述史传播。再加之大众传媒的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日渐显现，出现了“口述史”专题节目或“口述史纪录片”等，逐步占据了人们认识历史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影视艺术的介入，口述史被制作成许多历史叙述的“情景再现”，构成有自己特色的史学面貌，配以素材采集的诸多接口，为史学研究提供“历史现场”的无形遗产，终于走向史学探究的前台，以至过往许多以书斋著述为己任的史学家也纷纷走上社交平台“讲述历史”。

此外，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待“口述史”，已是“不一样的口述史”。“口述史”以“说”的方式讲述历史，更加趋于“现场感”。“直接”“直观”“直视”，是当今史学研究交互呈现的新形态，更是大众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史学研究的共情性弥补了许多缺口。艺术史学中的“口述史”更能展现出生动的一面，产生了许多别样的史述成果，构成有别于传统文字再现的史述。诸如，口述史的“声音再现”，打通了现实生活与文本历史的诸多隔阂。歌唱家、戏曲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和画家等，以有别于传统史述间接的单向性“讲述”，而成为一种直接的双向互动的“史述”，从而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故此，“口述史”的价值应当被承认。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1期，

作者：夏燕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夏燕靖，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主要学术兼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八届学科评议组（艺术学理论）成员，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审议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艺术学名词审定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承担主要科研项目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专项及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学术著作《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入选2016年度国家社科文库。在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以及重要学术网站全文转载论文有数十篇。学术著作及论文分别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二、三等奖。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史及艺术史学。

来源：民族艺术杂志社公众号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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