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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郭必恒：2022年中国艺术学理论热点现象述评

时间：2023-04-27 来源：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浏览量：163 分享：

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发布，艺术学门类下的学科设置变化很大，伴随着艺术学新的学科目录的调整，国内的艺术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将进入一个与过去差异性十分显著的新时期。艺术学理论学科在今后的发展面临着两种路径的选择：一是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学科，被设定为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二是仅被视为是具有特殊性的泛称，指称在艺术学领域中的攸关理论探讨性质的各种学术研究。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设置后经历了十年发展，贡献卓著，极大地巩固了艺术学作为学科领域与文学、教育学等并列的学术基础，也深化了对中国艺术学独特性的认识。艺术学理论视野下的艺术史和艺术史学的建构是本年学界探讨的中心话题，艺术学理论视域下的艺术史研究不仅需要艺术史的书写，也需要对艺术史的反思。学界也重视从媒介的视角来审视艺术学相关研究，媒介艺术学的建构可能性正被广泛地加以讨论。

山重水复前路艰，矢志未改再出发。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发布，艺术学门类的学科设置与最初流出的征求意见稿几乎完全一致，高悬于半空的“靴子”终于落地，纷纭众说也渐渐平息，学界转而踏实下来，埋头于各自的对应调整。对艺术学而言，新版的学科目录近乎是一场颠覆性的改变，不仅原有的五个学术学位凝缩为统一的一个一级学科“艺术学”，而且在专业学位设置上，也适时采纳了业界的部分呼声，例如将“戏曲与曲艺”这一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纳入了专业学位一级目录中来，这无疑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艺术趣味十分有益。总之，伴随着艺术学新的学科目录的调整，国内的艺术的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将进入一个与过去差异性十分显著的新时期。

一、艺术学理论学科重新定位是面临的新问题

就本文所探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2022年注定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这当然与新的学科目录调整有着紧密的关系。依据新的学科目录，“艺术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博士授权点的命名，关于它的由来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方式。第一种解读是“艺术学一级学科”是原“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对应调整，二者的分别只是名称的改变；第二种解读则是“艺术学一级学科”是全新的，与原有的艺术学理论关系不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艺术学理论学科可能“消失”了。这两种解读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分，前者是乐观和积极的，后者则是悲观和消极的。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艺术学理论在新学科设置背景下的生存与发展呢？目前还未有较为确定的答案，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很难寻找到解决之道。

由于2022版学科目录尚处于落地推行之际，而原有的艺术学理论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切实将艺术学理论体现在新学科体系之中。可能性的解决方案与如何重新理解和认识艺术学理论有关，当下对艺术学理论的看法主要有两个层面。

首先，艺术学理论仍被视为是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学科，站在学科的视角来看待，则艺术学理论可以被归入艺术学一级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这一思路，负责人解释：“根据艺术类人才培养的特点，重点对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优化，在原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基础上，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艺术学理论及相关专门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另设置了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6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1]根据这一解释，艺术学理论学科并没有消失，而是作为新一级学科（名为“艺术学”）的一个部分被包含在其中，如此则点出了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学一级学科目录下单独设置的二级学科的可能性。当然由于各高校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愿不愿意独立设置艺术学理论二级学科是拥有艺术学一级学科的高校自主决定的分内之事，国家主管部门无意置喙或插手。

其次，艺术学理论仅被视为是只具有模糊边界的一个泛称，即指称在艺术学领域中的攸关理论探讨性质的各种学术研究。其实，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设置后经历了十年发展，最大的贡献可能正在于此。换言之，正是由于艺术学理论作为一个单独的一级学科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艺术领域的学术研究，也极大地巩固了艺术学作为学科领域与文学、教育学等并列的学术基础。艺术学理论确立了有关艺术研究的“理论共识”，即艺术学具有融通性的理论共识。周星教授在《廓清与辨析：中国艺术学理论疑难问题再辨析》一文中提出：“首先，艺术本身就是人的一种精神情感需求的创造，因此这种创造有其相同性，理应要有一个艺术学的理论，或者说可以用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史来看待精神创造的历史，或者审美创造的历史。但是，由于多个艺术门类之间在表现方法、呈现方式上存在差别——无论是肢体语言的延伸，抑或是旋律节奏的呈现，又或者是线条画面的造型等，都说明艺术千差万别，简单的融汇理论会产生各种歧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艺术学理论或艺术史是可以割裂的。”[2]文中认为，理解艺术应有两个侧面，即丰富性与统一性，二者不可偏废，艺术学理论恰好就是要廓清关于艺术的统一性问题，而这一点只有建立在理论研究的融通性上才能实现。

艺术学理论被设置为一级学科还取得了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贡献，那就在于深化了对中国艺术学独特性的认识。彭吉象教授在《关于首先构建新时代中国艺术学理论“三大体系”的几点思考》中提出：“艺术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在欧洲诞生，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真正发展起来。相反，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强调‘综合’与‘统一’，为中国艺术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3]这一观点符合中国艺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际情况，仅就“美术”和“艺术”一词在中国的演进状况考察，便可看出其中的端倪。其实较早时候，在蔡元培、鲁迅等思想家引入“美术”，大力提倡审美教育之际，“美术”并不专指视觉艺术，而是泛指“审美之术”，它是综合性的。而后来，“美术”演化为视觉艺术的一个特定概念。相应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艺之术”又被现代转化而变为“艺术”。也正因“艺术”一词的来源是中国传统的，而非西方的，因此在中国现代汉语的语境下，“艺术”是综合性的，涵盖了视觉艺术、听觉艺术、综合艺术等多种类型。由此可见，综合地、整体地看待艺术现象是中国一个悠久的传统。我们都知道，西方语境下的“艺术”（Art）与汉语语境下的“艺术”存在着显著的指涉之别，这正反映出了中西文化关于艺术的认识差异。正如彭吉象教授所言：“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强调‘综合’与‘统一’，为中国艺术学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他进而强调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对中国艺术学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我们国家 2011 年艺术学门类和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设定，为我们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使得我们有信心和有可能在这个领域实现突破，率先在艺术学理论这门学科建设方面，作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和贡献。”在彭教授的这篇长文中，他提到艺术学理论学科需要强化“三大体系”的建设，这“三大体系”是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字里行间所论及的“三大体系”建设目标，也都突出强调“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华美学精神”。

二、艺术史与艺术史学成为新的探讨热点

任何学科从建立到被普遍认可，其研究对象的发展史和学术史的梳理是前提条件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重视史学的国度。以上两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可概括为“史实”和“史思”，对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而言，“史实”是不同于具体艺术类型史（诸如美术史、音乐史、舞蹈史等）的综合艺术史，“史思”则是艺术史学。艺术学理论是通观整体艺术的学问，其关注的艺术发展历程自然而然便应为整体的艺术演进史，如果仍只关注美术史，而笼统地命名为艺术史，则失之于以偏概全。检视当前国内多种艺术史著述，其实仍存在不少冠名为“艺术史”，实则为“美术史”的情况，固然，著者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但客观上也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和混乱。以国内颇为流行的英国学者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的相关著作为例，其内容主要是美术方面的，被翻译为《中国艺术史》，而非《中国美术史》。与此类同的是，国内少部分学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其实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而非多艺术门类的综合史。如果英国学者的著述被“直译”或“硬译”尚有遵照英文习惯的理由，则国内中文著述也如此亦步亦趋便值得商榷。因此，为避免在汉语语境下的混淆，如若在艺术学理论视野下来考察中国艺术的演进历程，也最好是综合性的，如此方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艺术史”。

在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背景下跨门类艺术史的学术建构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2021年年末，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艺术史学科发展研讨会”上，跨门类艺术史研究的问题是多位学者探讨的重点（相关会议综述发表于2022年）。会议认为，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探寻已经成为学界为构建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而开辟的研究路径，其研究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出现了艺术史学与哲学、艺术史学与社会学、艺术史学与民族学等多维度和多层次的路径。而由门类进入艺术史学整体性研究的路径，需要跨入艺术一般的视角，在关注门类特殊性的同时，集中以案例映射艺术一般的通识性认知。强调以史实为前提，寻求各门类艺术的相互关系和普遍规律，架构史观间的逻辑性。[4]在会上，王一川教授发言认为艺术史的案例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他提出：“沉入典型作品、案例获取体验和观察，是建立艺术史学总体把握的有力方法。”他借助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理论，观察21 世纪中国影视作品中对社会生活进行事件性的艺术呈现，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关于艺术史学的整体性思考路径——“流溯的现代性”概念，这恰好成为由门类案例进入艺术史学整体性研究的思考方式。[5]他强调跨门类艺术史中的案例研究的典型意义，当然这种案例研究由于在观照视角上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而非特定艺术类型的，故而须做到从具体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的升华。王廷信教授提出，可脱出艺术门类的固有框架书写艺术史，例如可以按照艺术传承的基本内容去书写，即围绕形态传承书写，围绕技艺传承书写，围绕生态传承书写以及综合形态、技艺、生态三大领域书写跨门类艺术史。

艺术学理论视域下的艺术史研究不仅需要艺术史书写，也需要对艺术史的反思。王一川教授在《论艺术史学》[6]一文中提出：“在艺术史之外还需要艺术史学，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艺术史本身包含若干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因而需要作经常的回头反思。”艺术史本来是一种带有主观判断的写作文本，因此需要对其加以审视和反思。“艺术史学难免具备人为性或人类主体性，是人类关于艺术发展状况的主体记录样式。既然艺术史学具备这种人为性或人类主体性，那就需要而且可以对之加以反思或研究。当这样的对于艺术史学加以回头反思的自觉意识和著述出现，我们就有了艺术史学。”这里强调了艺术史学术探讨中的两个互动要素，一个是艺术史，另一个是反思艺术史的学术，即艺术史学。二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艺术史学是以艺术史的存在为前提和对象的，为的是让艺术史变得更加明晰。假如没有艺术史，艺术史学就可能丧失自身的工作前提和对象依托，也就失去自身的存在理由。同理，假如没有艺术史学，艺术史就无法获取自明性反思，也就难以发现自身的问题，无法继续进取和实施自我变革。”根据王一川教授的构想，艺术史学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有：艺术史学原理、艺术思想史、观念艺术史等，其中首要的任务是“艺术史学原理”的建构，他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内容：艺术史学的含义、艺术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艺术史学在西方的发展状况、艺术史学理论等。然而，也应客观地说明，在当下的中国即便是综合艺术史也告阙如，即使是前人全力网罗众才编撰的《中华艺术通史》，也是各门类艺术史的汇合，在编写体系和核心编撰观念上也不甚完备。故而，无论是综合艺术史还是艺术史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仍需学界付出极大的辛劳和努力。

三、媒介艺术学的构想是新涌现的关注焦点

信息技术引发的媒介革新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境遇。在2022年的艺术学理论热点现象述评里，我们曾论及媒介变革与艺术生态的多种关系，其实可大致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媒介革新改变了艺术呈现样式，产生了新艺术类型，诸如新媒体艺术、跨媒介艺术、数字艺术等均为代表性艺术形式；第二，媒介革新改变了审美观念和艺术理论，使媒介因素渗透或变革了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式；第三，媒介自身也建构起了以自身为主导因素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史，尽管尚缺乏明确的命名，存在着新媒体艺术学、跨媒介艺术学、数字艺术学等多种称呼，但实质上都指向一个聚焦中心——媒介艺术学。也即从媒介的视角来审视和建构艺术学研究，而不是相反。在媒介艺术学领域，目前引人关注的研究视角有跨媒介艺术研究、新媒体艺术研究等。

跨媒介艺术研究的方法尽管是跨界的、复合的、比较的，但其着眼点仍在“媒介”，而不单纯是艺术表现。跨媒介艺术研究之所以受到艺术学理论界的重视，其根源仍在建立超越门类艺术的艺术学构想。正如周宪教授在《艺术史的范式转换——从门类史到跨媒介史》一文中所言：“跨媒介的艺术史研究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它越出了单一门类艺术的狭隘视角，在一个各门艺术相互关系的宏大构架中来思考艺术的历史演变和风格消长。这就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全景图，使艺术史研究摆脱了各个具体门类的狭隘视角，进入一种整体性或总体性的考量之中。”在这里，周宪教授强调跨媒介艺术研究之于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必要性。他进一步说明：“传统的门类艺术史是限于特定门类艺术的演变历程来反观自身，但对各门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探究相对缺失。跨媒介视角不但有助于我们揭橥某门艺术自身的历史沿革规律，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描画出特定历史阶段各门艺术此消彼长的总体结构形态，把艺术史家的注意力引向某一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如何影响其他艺术等问题。”[7]周宪教授还举例论证跨媒介的艺术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典型案例是北宋苏轼在论述王维创作时提出的“诗画一体”说。在这里我们可补充另一个代表性案例，那便是中国自元代之后的“题画诗”。这一风习影响广泛，使“诗、书、画”共生共存成为常识，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印证或阐释的关系，这也正可视为跨媒介艺术创作的范例。

社会进至现当代，“跨媒介或超媒介实践日益常态化，跨媒介研究异军突起，跨媒介艺术研究在艺术家个案、艺术运动、经典作品、类型参照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无论是在方法论还是美学观念上，都深刻改变了艺术研究的格局。”[8]其实，跨媒介艺术研究也正指向了或揭示了一个新的艺术学科领域——媒介艺术学。周宪教授的论文中引述了奥地利学者沃尔夫的跨媒介研究范式，其包含的层面主要是：“一是超媒介性，它不限于特定的媒介，而是不同的异质媒介符号物之间所具有的某种显而易见的相似性。”“二是媒介转换关系，包含部分转换、整体转换、体裁转换。”“三是多媒体性，如歌剧就包含了多种媒体——表演、戏剧、音乐和舞美等。”“四是跨媒介参照或指涉，它往往是暗含的或间接的，是某种在欣赏者那里所唤起的另一媒介效果。”奥地利学者沃尔夫的跨媒介艺术研究理论模型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何成洲教授则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实践，提出了跨媒介艺术研究的路径：“第一，研究对象：涉及跨越不同门类艺术的具体作品、具体现象和具体事件；第二，研究问题：跨媒介与社会文化问题如何发生交叉和碰撞？第三，研究方法：通常是跨学科的理论和视角；第四，研究立场：强调艺术的行动和艺术的‘用’；第五，研究价值：理论创新、创作上的指导、先锋艺术的认识和理解、文化干预等。”[9]何成洲教授的论述则指向了一个“跨媒介艺术学”的框架。我们认为，跨媒介之所以成立，暗示出媒介自身的一种规定性，即媒介具有一定的物质性和生态性，它们并不是可以随意更改和替换的。换言之，媒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蕴涵信息的符号中介”，媒介具有立场性。诸如诗书画一体的“中国画”形式的跨媒介作品，其中的诗、书、画都是可独立以自身媒介形式而存在的。题画诗，例如郑板桥《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无疑可作为独立的诗作；题画书法，诸如金农画梅花时题写在画作上的“漆书”等，也是具有媒介独立性的，其他还有石涛、郑板桥等题画书法作品等为数众多的案例；中国画的主导性媒介当然是画面，其自身的媒介立场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媒介自身的立场性，再有现当代高度发达的媒介交融性，然后才发展出了跨媒介的视野及理论。简言之，有媒介，然后又有跨媒介，媒介艺术学的研究也就更为全面。

新媒体艺术学则是着眼于媒介的技术属性、表征符号、审美特质的综合研究。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自20世纪60年代产生以来，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其内涵和外延仍处于讨论之中，并未形成普遍共识。就新媒体艺术的类型而言，已产生出的艺术类型大致有视频艺术、数字艺术、电子游戏艺术、装置艺术、全息投影、追踪投影、3D打印艺术，生物艺术、互动艺术、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MR）、扩展现实（XR）、人工智能（AI）等，但因其边界仍处于开放状态，故而随着媒介技术的拓展，新媒体艺术的外延仍处于未定的浮动状态。新媒体艺术如同汹涌的大潮，不仅带来新的艺术类型，而且广泛渗透到艺术表现及艺术理论中，持续地掀起令人瞩目的热浪。21世纪以来，新媒体艺术的研究热度一直未见减弱，每年产生的相关研究成果（含论文和专著等）都可谓汗牛充栋了。在多种新媒体艺术研究中，可概括出研究的重心，无外乎有三个要素：人、技术、媒介，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促使新媒体表现达成艺术创造的理想。当然，这三要素的研究侧重又有不同，其中，从“人”的角度出发，视点落在感性体验、审美能动和品格、艺术理想；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视点在于制作、生产、技巧；而从“媒介”的角度出发，则视点聚焦于载体、表征和关系。综观以上三种要素，虽然均为必备要素，但在促成新媒体艺术独立性和特殊性方面，则存在着轻重不同。“人”的要素固然重要，但一切艺术类型中均有一个大写的“人”；“技术”要素不可忽视，可也并非新媒体艺术所独占；而“媒介”则显然在不同的艺术类型中均有差异，不仅在使用范围上，也在使用程度上，它奠定了新媒体艺术作为独特类型的基石。这种媒介可理解为一种“符号中介”，在艺术构造中促成了新的情境、主题、意境及气韵。当媒介及其表现形式与传统艺术形式大相径庭时，新的解读方式和研究范式急需一个合理的切入点来对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进行研究，以媒介为核心建构艺术理论便迫在眉睫。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在2020年的热点现象述评里引述了王廷信教授呼吁重视新科技对艺术理论的创新动力，在2021年的热点现象述评里引述了周星教授重视传媒对艺术理论影响的观点和陈旭光教授在《数字技术下新媒体艺术的美学变革与理论扩容》一文中的看法。他们的主张都或多或少地指示出一个重心——媒介艺术学。

借助当下发达的互联网系统，在2022年疫情仍时断时续的状况下，艺术学理论界的学术研讨活动仍十分活跃。无怪乎在2022年8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全球美育大会”上，彭锋教授坦言：“信息网络技术使国际会议的学术研讨变得更便捷了。”本次会议聚焦于推动中国特色美育教育，构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美育体系。会议邀请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9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并发表演讲，会议设有含“全球美育十人谈”在内的9个专题研讨论坛，主要议题包括“舞育未来·舞蹈美育论坛”“数字艺术的创新与未来”“书写的美育价值与意义”“国际视域下的当代音乐美育”“疫情之下艺术治疗研究及实践工作的全球视野”“闳约深美·数字时代的设计教育”“时代实感与青春锐见·国际青年美育学者论坛”“数字化时代的影视戏剧教育”等。2022年 9月 24日，“‘新文科背景下艺术理论的研究路径’学术研讨会暨2022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开幕。会议由山西大学承办，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会议形式，开幕式通过哔哩哔哩网站在线直播。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文科理念与艺术理论新命题”“新文科理念与艺术理论知识生产”“新文科理念与艺术创作、传播、接受的关系”“新文科理念与艺术的未来影响”“新文科理念与国际视野中艺术本土理论建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

（责任编辑王喆）

作者简介：郭必恒，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民族艺术研究杂志公众号

（上述文字和图片来源于网络，作者对该文字或图片权属若有争议，请联系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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