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侯样祥：“秘色”研究的四段基础文献
时间：2023-01-12 来源：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 浏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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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是指唐、五代、北宋初，越窑烧造的“秘色瓷”。从 １９８７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被考古发掘至今，在文献与考古“双重证据”的互证之下，千年“秘色”研究似乎被推到了“显学”行列。然而对于到底何谓“秘色”，学界好像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究其原因，恐怕与长期以来对相关历史文献缺乏细致梳理、认真甄别、深入挖掘等不无关系。在法门寺等系列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从唐至清千余年间散布在诗赋、正史、文人笔记、陶瓷专著、地方史志中的代表性“秘色”文献，发现有四段学术价值不容小觑的基础文献。它们分别是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诗、赵令畤的《侯鲭录》等。
《秘色越器》诗，是晚唐文学家、农学家陆龟蒙创作的一首七言诗。陆龟蒙，生年不详，约卒于唐中和元年，即公元881年。《新唐书》有他的传。追根溯源，在中文文献中，《秘色越器》诗应该是最早使用“秘色”来称呼瓷器的历史文献。因此，在“秘色”研究中，《秘色越器》诗的文献地位不容小觑。该诗只有4句28个字：的确，《秘色越器》诗属于文学作品，但陆龟蒙在诗中却为唐代“秘色”研究提供了四条不可多得的重要信息：第一，在陆龟蒙所生活的晚唐时期，“秘色”烧造已经比较成熟；第二，据《秘色越器》之诗名可知，“秘色”属于越州之越器；第三，关于“秘色”之釉色，陆龟蒙用了“千峰翠色”来形容；第四，在陆龟蒙看来，“秘色”是文人雅士，如嵇中散（康）等“盛沆瀣”、“斗遗杯”的最佳选择。根据“九秋风露越窑开”诗句可以推知，陆龟蒙对“九秋”（深秋）为越窑的最佳烧造季节，以及越窑的烧造情况等应该是比较了解的。而陆龟蒙以“千峰翠色”来形容“秘色”之釉色则表明，他可能目睹过越窑开窑时的盛况，并对越窑器丰富而复杂的釉色等比较知悉。从这个意义上说，《秘色越器》诗是具有相当纪实性特征的，在“秘色”研究中，是不可多得的“以诗证史”的好文献。纵观千年“秘色”研究史，可以说《秘色越器》诗是被征引最多的历史文献。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法门寺唐代地宫等系列考古发掘之前，由于长期得不到可靠实物的作证，《秘色越器》诗所记内容其实一直是个谜。该诗也因此成为被误读最严重的文献。如清代陶瓷“专业”人士郑廷桂，在《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论》中，竟然有“陆诗并无皉色字也。”这样连《秘色越器》诗名都不甚知悉的严重错误，即是典型例证。在法门寺唐代地宫，考古学家发掘的不仅有十三件青瓷器，而且有唐懿宗咸通十五年“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在“衣物帐”碑上，与“秘色”有关的铭文共有21字，即“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砯①子共六枚”。该铭文所载“瓷秘色”碗、盘、碟之数，与十三件青瓷器数完全吻合。咸通十五年，为公元 874年②。显然，在晚唐时期“秘色”烧造已经比较成熟这一点上，法门寺考古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实现了完全的互证。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很难判定法门寺“秘色”与陆龟蒙“秘色”孰先孰后，但是通过上述文献与考古互证则可以获悉，至晚在九世纪后期，“秘色”之称谓已非个别现象。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浙江省慈溪市上林湖一带，对越窑窑址等进行了系列考古发掘与调查。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莫过于刻有“大中”和“咸通”等唐代年款的窑具，尤其是带有“咸通”铭、施“封口釉”的专门用于烧造高档瓷器的瓷质匣钵。虽然上林湖考古并未发现法门寺那样的“秘色”铭文，但考古学家依然据此作出推断，认为“秘色”烧造于越州之越窑。显然，在“秘色”属于越器这一点上，法门寺考古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再度联手实现了互证。法门寺地宫出土《衣物账》碑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八棱瓶在法门寺唐代地宫，除了出土有《衣物帐》碑之外，还出土有《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根据这两通碑文大致可知，在法门寺唐代出土物中，既有唐懿宗的“恩赐”物，也有唐僖宗的“新恩赐”物。而十三件精美的“瓷秘色”正是属于前者。毫无疑问，这十三件“瓷秘色”来源于李唐皇宫，属于皇家御用物品。另据北宋欧阳修《新唐书》记载，陆龟蒙实属不得志的文人，长期隐居在松江甫里。据此可以推断，陆龟蒙应该是难有机会与条件直接接触到类似于“恩赐”或“新恩赐”等御用器物的。某种意义上讲，陆龟蒙“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的诗句，所表达的正是这一境况与情绪。由此可见，在唐代晚期，既有法门寺之“秘色”，也有陆龟蒙之“秘色”。换句话说，在9世纪后期，“秘色”既是皇家用品，也供给于文人雅士。当然，从法门寺出土的未入《衣物帐》碑的青瓷八棱净瓶还可获悉，“秘色”可能还是佛家用器。在“秘色”研究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很容易被学界所忽视甚至误读的历史现象。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以釉色命名瓷器其实是常有的事，因此“秘色”不可能不与釉色有关。对此，应该说清嘉庆时期郑廷桂“秘色特指当时瓷色而言耳”的理解与表达是有合理性的。但是“秘色”到底指何釉色或瓷色，在“秘色”研究中，似乎一直是个疑难问题。在《秘色越器》诗中，陆龟蒙用了“千峰翠色”来形容“秘色”之色。然而，对于何谓“千峰翠色”，却又是一个难解之谜。近年来围绕“千峰翠色”，学界也曾展开过较为广泛的讨论与商榷。但是由于陆龟蒙的思维太过文学、表达太过模糊，虽然颇费了不少周折，但学界似乎并未达成共识。殊不知，以谜解谜，其结果恐怕还是个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应该说，用陆羽的《茶经》来解读“秘色”之色，似乎比从“千峰翠色”入手要来得更加直截了当。《茶经》的作者，是中唐时期的文人陆羽。陆羽，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号“茶仙”。他约 生于733年，约卒于 804年。《新唐书》中有他 的传，[2]列传121《文苑英华》中收有他的自传。据此可知陆羽也是个隐士。陆羽一生著述颇 丰，但让他真正闻名世界的还是《茶经》三卷。十分有趣的是，正是在这一人类历史上第一部 茶学专著中，陆羽竟然对越瓷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研究与全面的论证。在《茶经》卷中《四之 器·碗》中，陆羽如是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从品茶的角度出发，陆羽不仅认定越州瓷胜鼎州瓷、婺州瓷、岳州瓷、寿州瓷、洪州瓷等，甚至还认为越州瓷胜邢州瓷。殊不知，在盛唐和中唐时期，“内邱白瓮瓯”（即邢州瓷）与“端溪紫石砚”一样，都已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珍品。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是，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文学思维与模糊表达有所不同，陆羽的结论都是建立在他严谨认真的研究与论证之上：从质感论，越瓷有“类玉”“类冰”之美；从釉色论，越瓷青，“青则益茶”；从造型论，越瓯“口唇不卷，底卷而浅”；从容量论，越瓯“受半升已下”，等等。可见，陆羽在“碗，越州上”与“瓯，越州上”中，所蕴含的越瓷已然成为唐代“诸瓷之冠”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视陆羽为学者，视《茶经》为学术专著，似不为过。事实上，《茶经》的重大学术价值，不仅表现在人类茶文化史上，还表现在中国陶瓷审美史上。纵观中国陶瓷发展史，以“玉质冰清”作为陶瓷美学之“格调最高雅、涵义最丰富、形象最美好的理想境界”，正是始于陆羽的《茶经》。既然在《秘色越器》诗中，陆龟蒙已经明示“秘色”为越州之越窑所烧造，那么就越瓷与“秘色”之关系论，越瓷应属于“秘色”的母概念，“秘色”则属于越瓷的子概念。既然《茶经》成书要早于《秘色越器》诗，而陆羽又明确有“越瓷青”“越州瓷……青”的表达，那么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秘色”理应属于青瓷系列。如果上述推理大致不错，那么即便没有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十三件精美“瓷秘色”作证，只要做好陆羽《茶经》文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互证，同样可以推测出陆龟蒙笔下的“千峰翠色”所指之釉色。可见，陆羽的《茶经》虽然无“秘色”两字，但在“秘色”研究中，它的文献地位依然不可低估。十分遗憾的是，学界在“千峰翠色”指向的研究与论证上，似乎总在舍近求远，甚至画地为牢，对颇具文献价值的《茶经》未予足够的重视即是例证。其实，陆羽的《茶经》对中国陶瓷文化史研究之文献价值远不止这些。在《茶经·四之器·碗》中，陆羽从质感、釉色、造型、容量等多方面论证了越瓷为“诸瓷之冠”的理由。可见，陆羽对越瓷的研究与鉴赏，并非停留在局部与个别，而是走向了立体与综合。这与诗史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所表达的陶瓷鉴赏理念十分的相似。对杜甫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①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四句陶瓷诗，应该说清人的点评是非常清晰而精准的：“首句美其质，次句想其声，三句羡其色。”[13]无疑，这一审美层次是大大高于只谈釉色的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由此可见，早在8世纪的中国，不仅越瓷已经烧造得十分精美，而且文人圈综合鉴赏瓷器亦成时尚。其实，唐代文人这种综合研究、立体鉴赏的视角，才是陶瓷鉴赏之正道，是值得当代学者在“秘色”研究中认真学习与借鉴的。不得不提的还有，从艺术审美角度看，如果以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精美“瓷秘色”为标准器，将陆龟蒙“千峰翠色”之“秘色”，与陆羽“类玉”“类冰”之青色“越瓷”，进行全面比较研究的话，应该不难得出陆羽《茶经》的描述与法门寺实物之间的距离比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更近的结论。从生卒年上看，陆羽比陆龟蒙要早上半个世纪还要多。据此，我们似乎还可以有如下大胆的推测：越窑“秘色”的实际烧造，与越窑“秘色”概念的产生，在时间上并不同步；其烧造时间，不应该始于陆龟蒙的晚唐时期，至晚可以前提到陆羽的中唐时期。对此尽管目前既没有有力的考古支持，也没有直接的文献作证。对于陆羽《茶经》之论瓷内容，有学者考证认为，并非原有文字，而是后人补入的。的确，《茶经》论瓷并非十全十美。如其既有“越瓷青而茶色绿”，又有“越州瓷……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显然在表达上有自相矛盾之嫌。但是，从唐五代之陶瓷发展史角度看，《茶经》对唐代七大名窑的研究与论证，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越瓷为魁”之主张，应该说是合理的。另从“越瓯”“越碗”“越瓶”“越瓷”“越器”乃至“越人”等皆成为唐五代时期文人咏题、赞美最多的对象［14］可知，越器为“唐时韵物”当时已然形成共识。还有以“类玉”来赞美瓷器，当时亦非个别现象，如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诗中有“扣如哀玉锦城传”，顾况在《茶赋》中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等，甚至杜甫与顾况可能还要早于陆羽。因此后人没有必要怀疑陆羽《茶经》论瓷文字的真实性。《贡馀秘色茶盏》诗也是一首七言诗，其创作者叫徐夤。徐夤生卒年难考，从公元894年和907年他两中进士推断，他主要生活在晚唐五代时期。溯源中文文献可知，《贡馀秘色茶盏》诗应该是最早将“秘色”与“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文献。由于“贡”与“秘色”关系问题与“秘色”釉色问题，为千年“秘色”研究中的两大基本问题，因此尽管学界对《贡馀秘色茶盏》诗的重视程度远不及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但该诗的文献地位依然不容小觑。《贡馀秘色茶盏》诗共有八句五十六字，其全文如下：显而易见，徐夤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了不起的陶瓷鉴赏大家。在《贡馀秘色茶盏》诗中，徐夤心中的“秘色”之美，似乎远远超过了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中的“秘色”。在诗中，对于“秘色茶盏”的釉色之美与质感之美，徐夤用了“捩翠融青”“明月春水”“薄冰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中山竹叶”等系列华丽词藻进行比喻。在诗中，徐夤还通过造型与薄胎等重要因素来表达“秘色茶盏”的烧造之美。如“秘色茶盏”具有“巧剜明月”的造型之美，“秘色茶盏”还有“轻旋薄冰”的薄胎之美，等等。可以想见，为了立体而综合地表达“秘色茶盏”之美，在词汇的搜集与应用上，徐夤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做到了“应用尽用”。毫无疑问，将“秘色”描写得美轮美奂的《贡馀秘色茶盏》诗，与将越瓷描写得美不胜收的《茶经》，业已成了唐代越瓷乃至“秘色”审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两段基础文献①。结合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十三件精美“瓷秘色”，我们不难知悉，中国陶瓷美学的形成时期，其实是在唐代，并非学界常说的宋代。不无遗憾的是，在中国陶瓷审美史研究中，相对于《茶经》的被重视程度，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的文献价值似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除“秘色”审美之外，《贡馀秘色茶盏》诗的另一重大文献价值，就是徐夤于诗名和诗文中竟然两度使用了“贡”字，以及明确将“秘色”区分为“贡”与“贡馀”。关于唐代的“贡”瓷，以及越窑烧造“贡”瓷等问题，应该说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等都能给予有力的支持。《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四曰河北道……厥贡 ……邢州瓷器”；《新唐书·地理志》载：“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瓷器……”；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载，他曾受饶州刺史之托，向皇帝进贡瓷器。显然，在唐代，邢州窑、越州窑、饶州窑等都在烧造“贡”瓷。另外，考古学家在浙江上林湖发现了两通墓志。一 是 唐 光 启 三 年（887）的《凌倜墓志》，一是宋开宝七年（974）的《罗坦墓志》。前者有铭文“终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石贵保……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后者有“父是太祖肇启，毁家为国之时，立肱股于上林，与陆相公同置窑务”等铭文。据前者可知，至晚在公元887年，上林湖已经有烧制“贡瓷”的“贡窑”了①；据后者大致可知，在唐乾宁三年即公元896年，钱镠占据浙东地区之后，便派遣有官员在上林湖设立“省瓷窑务”②。由此看来，明代嘉靖年间所修地方志中的秘色“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寻废”的表达是有根据的③。显而易见，在唐代晚期，越州已然成为“贡”瓷的重要烧造地，为此还在当地设立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唐 鎏金银棱平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 出土于法门寺地宫
徐夤虽然两中进士，但其身世似乎与陆龟蒙差不多，仍然属于不得志的文人，晚年隐居在福建莆田延寿溪。这一状况意味着徐夤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与条件直接接触到“贡”之“秘色”。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徐夤的为人并不虚伪，在《贡馀秘色茶盏》诗中，他如实地记载了这一状况。从“陶成先得贡吾君”诗句可知，“贡”宫廷使用的“秘色”，显然都是“陶成”的上等品；从《贡馀秘色茶盏》诗之诗名可知，徐夤诗中的“秘色”，其实是“贡馀”，而非“贡”；从全诗的表达可知，“贡馀”已经如此精美绝伦，那么“贡”品的审美境界应该更高。显而易见，在“秘色”与“贡”关系问题的表达上，如果说陆龟蒙《秘色越器》诗还有朦胧之意的话，那么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则可用直截了当、明确无误来形容了。看来，在晚唐五代时期，尽管“贡”是“秘色”的重要属性，但是“秘色”依然有着“贡馀”的属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历史事实。从这个角度讲，《贡馀秘色茶盏》诗之“以诗证史”的文献价值，显然并不逊色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不无遗憾的是，学界在征引《贡馀秘色茶盏》诗时，总在有意无意地对最为关键的“贡馀”二字视而不见。《易》曰：“差若毫厘，谬以千里”。长期以来，学界如此这般地轻视文献、误读文献，怎么可能对“秘色”的内涵与外延给予较为准确的界定呢？关于“秘色”与“贡”的关系问题，除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之外，还有一种来自“世言”的声音。所谓“世言”，即民间传说。最早记载该“世言”的文献，应该是宋代赵令畤的《侯鲭录》。该“世言”认为：“秘色”，为“钱氏有国”时，“越州烧进”；之所以称“秘”，是因为其“为供奉之物”，且“不得臣庶用之”。此即是说，“贡”才是“秘”之源，无“贡”便无“秘”。毫无疑问，这与前述徐夤《贡馀秘色茶盏》诗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针对“世言”所主张的“秘色”起源说，在《侯鲭录》卷六中，赵令畤进行了一番考证。其考证全文如下：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集·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赵令畤，又名赵德麟，宋代文学家，《宋史》中有他的传。他生于 1064年卒于1134年，主要生活在北宋。他是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因而属于皇族集团成员。赵令畤与苏轼来往甚密，深受苏轼赏识，其“赵德麟”之名便来自苏轼。但由于受“苏案”的牵连，他亦落入不得志文人行列。因此与陆羽、陆龟蒙、徐夤等人稍有不同，赵令畤具有皇族与文人的双重身份。作为皇族成员，他对上层社会的情况应该有所知悉。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越窑最后一次供奉时间是在宋神宗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此年赵令畤刚 ５岁，因此他很可能对“秘色”并不陌生。其“今之秘色瓷器”的说话口气，似可为此佐证。另从《侯鲭录》“世言……比见……乃知……”之严谨的行文格式可知，赵令畤与陆羽一样，应该是个思维缜密，且十分擅长逻辑推理和学术考据的学者。事实上，但凡知悉陆龟蒙《秘色越器》诗的人，都会认为《侯鲭录》关于“秘色”概念之起源的考证结果，即“唐时已有秘色，非自钱氏始”是可信的。从这个角度看，这并非十分疑难的考证。值得继续深究的是，《侯鲭录》中的“世言”到底起始于何时？对此，赵令畤未作交待。但遗憾的是，学界也一直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其实，它可能是“秘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据历史文献记载，钱镠实际控制浙江、形成割据，大约始于唐乾宁四年（897）。在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政权之后，钱氏政权还存续了18年，直至公元978年钱?“纳土归宋”为止。[23]卷480可见，钱氏统治浙江的82年，实际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约10年，属于李唐王朝的藩镇；第二阶段约82年，为五代十国时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吴越国；第三阶段约18年，为赵宋王朝的附属政权。在第一阶段，从相关历史文献，以及陆龟蒙诗、徐夤诗，甚至法门寺考古等皆可知，当时“秘色”虽“贡”，但并不禁止臣庶用。在第二阶段，钱氏虽向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供奉”过“秘色”等，但从供奉次数不多、供奉数量不大，以及钱氏家族墓几乎都出土有越窑青瓷等可知，“秘色”并非处于完全垄断状态。在第三阶段，应该说是钱氏供奉“秘色”的高峰期。据钱俨《吴越备史》载：仅在宋“太祖、太宗两朝”，钱氏便向北宋朝廷进贡有“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25]为此，钱氏不得不在上虞增 “置官窑三十六所”等。而对于钱氏的倾巢进贡，宋祖曾有言“此吾帑中物，何用献为？”卷８２毫无疑问，赵令畤《侯鲭录》中的“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等三个极其严苛的条件，唯有在第三阶段才有可能实施。如果上述分析大致合理，那么《侯鲭录》“今之秘色瓷器”，并非指晚唐或五代之“秘色”，而是指宋初之“秘色”；赵令畤称“钱 氏 有 国”，不 称 “吴 越国”，并非指钱氏统治浙江的 82年，而只是指北宋初的18年。由此看来，“世言”为北宋时期的民间传说的可能性最大，也最合情理。显而易见，学界误读《侯鲭录》久矣①。客观地讲，“秘色”毕竟烧造有约二百年之久。在这动荡不安的二百年里，政权一直在更替不止，“秘色”与“贡”的关系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从这个角度讲，相对于考证“秘色”之源起，《侯鲭录》更大的文献价值恰恰在于他记载下了当时的“世言”。纵观我国古代陶瓷文化史，南宋应该是谈论“秘色”比较集中的历史时期。在赵令畤《侯鲭录》之外，曾訸②《高斋漫录》、周煇《清波杂志》①、叶 蜫② 《坦斋笔衡》、顾文荐③ 《负暄杂录》、赵彦卫④《云麓漫钞》以及施宿《嘉泰会稽志》⑤等文献都有谈论“秘色”的文字。从作者生卒年或者著作成书时间先后等推算，赵令畤应该是宋代第一个记载“世言”的人，也是第一个征引陆龟蒙《秘色越器》诗考证“秘色”之起源的人。换句话说，《侯鲭录》是宋代最早解读“秘色”的文献，其他宋代“秘色”文献在时间上都滞后于赵令畤的《侯鲭录》。不仅如此，宋代其他“秘色”文献，在内容上都有明显的“因袭”赵令畤《侯鲭录》的迹象。从学术发展史角度看，赵令畤的《侯鲭录》才是真正的具有原创价值的“秘色”文献。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在“秘色”研究中，学界似乎对《侯鲭录》如此重要的文献地位并不知情。否则在征引文献时就不至于对《侯鲭录》之外的其他“秘色”文献更为情有独钟⑥。当然，从“因袭”便是认可的角度看，宋代其他“秘色”文献并非毫无价值。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的“因袭”行为，至晚在南宋时期才事实上形成了关于“秘色”起源、“秘色”与“贡”关系的学术共识。值得提醒的是，南宋之后的“秘色”文献，总体上看其学术价值已经不是很高。究其原因，或许与南宋末期“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有关。在学术研究中，“秘色”是幸运的。因为1987年法门寺发掘为其成功实现文献与考古“二重证据”之互证提供了可能与条件。然而，“秘色”又是不幸的。因为学界疏于在法门寺考古的基础上，对千年“秘色”文献进行细致梳理、认真甄别、深入挖掘，结果致使基础文献与其他文献之间的界线一直模糊不清。正如前述，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徐夤的《贡馀秘色茶盏》诗、赵令畤的《侯鲭录》等四段基础文献，不仅可以大致回答千年“秘色”研究中，“秘色”釉色和“贡”与“秘”关系等两大基本问题，[13]而且还可大致回答“秘色”之产地、起始、造型、质感、审美、变迁等等许多问题。必须承认的是，其中不少问题的解决，恐怕仅靠考古资料是不可能实现的。至于研究人们眼中乃至心中的“秘色”，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则非文献资料莫属。可见，在学术研究中，考古发掘固然十分重要，但无端轻视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放弃文献与考古之“二重证据”互证，并非睿智之举。侯样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艺术策展人、资深出版人，研究方向：历史学、科学人文关系、艺术史论、文化发展战略等。
原文载于：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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